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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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编著者的学富识广和在学术上甘坐“冷板凳”的执著精神。本书资料虽然积案盈箱，不胜其繁，但编著者做到了取精用弘，博而不杂。如对百年来的近2000部各类文学史著作，编著者反复考校，独具只眼地甄别搜罗出最具代表性的加以评介，使得叙述详略得当，重点突出，颇见考量之工。而且，本书能够对资料深入地校勘辑佚，细致地正谬补阙，没有粗疏空泛、故做惊人之论的毛病。例如著者在介绍白少帆的《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时批评：“由于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对之认真进行清理和思考，它在别人已经错误的地方也跟着错了。”（第3卷，第509页）如白书把吕赫若1934年在《台湾文艺》创刊号发表的《山川草木》当成其处女作，而把1935年1月在东京《文学评论》杂志发表的《牛车》当成其成名作就是错误的。著者详细考证道：“吕赫若的处女作应是《牛车》，写于1934年，发表于1935年。日据时代曾经有过两份同名不同时的《台湾文艺》，一份创刊于1934年11月，系‘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张星建主编；另外一份创刊于1944年5月，是‘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刊物。”（同上）《山川草木》发表于1944年创刊的《台湾文艺》，白氏把两份《台湾文艺》混淆了。但白氏并非始作俑者，“这个错误源于叶石涛”（同上）。如此细腻扎实的考辨，使得本书立论可靠，极少无根的游谈，反映了编著者严谨踏实的学风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完整的结构、匀称的布局。全书涉及内容庞杂，资料零散，范围广阔，但结构严谨，体系完整，论述周密，决无枝节蔓生、松散拖沓之嫌。这主要得益于编著者理论体系之缜密划一。全书以文学史学科的逐步成熟为其内在逻辑总分为三卷：传统文学史学史、通史和断代文学史学史、各类专题文学史学史。传统学史卷以时间为经，以史料史、史观史和史纂史为纬，三者分流并驰、交相为用。第二、三两卷与此大同小异，只是首先划分为若干专题。全书附有导言和结束语，对本书的体例、结构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进行了阐释。而每个分卷、每个专题，都有各自的绪论、总结和条分缕析的述评。无论整体还是局部，本书都缜密而严谨，虽洋洋百余万字，却要言不烦，井井有条。　　这部著作大气包举而又细密精深，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据其“学史”的性质分析了其主要特色。本书材料的搜罗甄别之功虽然突出，但“史的研究就是理论的创造”，其“史识”方面的表现和建构更为出色，可以说它是一部富涵“史识”的著述。本书对于文学史研究富有总结之功，对于文学史学科和史学史框架的建设有开创之力。它不是封闭的、凝固的，而是开放的、极富生命力的、可供持续发展的，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许多新的学术话题（本书每个章节都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学术课题，其总体框架也非终结性的）。编著者在结束语中说，某种程度上，“不妨把文学史称为一个‘故事’或‘神话”’（第3卷，第594页），因为，它“只能是史家按一定原则构建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第3卷，第593页）。这种突出思想和个性的文学史观，必将迎来新世纪文学史学科更加多元、更加丰富多彩、富有个性化的未来。
　　（《中国文学史学史》（全三卷），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78．00元）


历史观念的精英化
■　　韩　雷
　　与人类漫长历史相比，人类对历史有了感觉、有了感悟、有了表达方式，无疑是人类文明进化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即或没有文字，口头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或有关祖先的英雄传说，已经包含了某种初级的历史观念，直至后来凝固在人类的语言文字符号中，为后人解读人类童年留下多义的文本。文字出现以前，能最终被口传下来并凝固在文字里的毕竟占极小的部分，后来因考古学的诞生才不断为人类提供意蕴绵绵的地下文本。
　　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就是从《荷马史诗》开始探讨的。作者认为，“《荷马史诗》中对神、人关系的表述，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古希腊人的人生观，特别是对现实生活的看法。而现实从来不能与历史相脱离。因此，这种看法实际上也是历史观念的一部分。”《荷马史诗》虽然与盲诗人荷马的再加工和再创作分不开，但毕竟是在民间集体创作基础上的再创造，其中所蕴涵的历史观念也可以说是代表民间的——至少一大部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人类历史观念的民间传统很快为精英传统所替代。王著在荷马之后介绍的都是人类精英对历史的看法，虽然他们可能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提到过民间对历史的看法，因为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受到时代思潮和风习的影响。王著显然把重点放在历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对西方历史观念个人贡献的评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王著所描述的是西方精英化的历史观。
　　莱布尼茨的名言“现在怀着未来的胚胎，压着过去的负担”，很形象地表达了“现在”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现在”很快会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想在未来过得好，又要不停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总结出历史教训，以供当时的人和后来者借鉴；若消化不好，过去的历史就成为我们的负担，想摆脱都摆脱不掉。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各自的传统里，生活在各自的历史情境中；传统和历史早已化作我们的血脉，无声无息但却实实在在地流淌着。即或我们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也是如此，否则，人类文化和历史就会变成复制时代的商品，母版相同，人类的个性却荡然无存，那就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纵观东西方史学史，能够承担这样反思任务的，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或通过自学成才的人类精英，他们或是时代情境使然，或是性之所近。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史官文化特别发达，史官的社会地位很高。能成为历史的阐释者往往是权力的拥有者，或者是权力下的御用者。因为历史阐释常常成为现实统治的合法证明。
　　与精英文化相对的民间文化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观念？西方的《荷马史诗》即是明确的回答。在中国，历史循环的观念在民间就很流行，什么换汤不换药啦，什么风水轮流转啦，什么“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啦，（《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起先就是在民间广·泛流行，而后经过精英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加工和再创作，才成为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其中所包蕴的历史观念不可能不受到民间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就多少代表了民间的历史观念。至于原始社会和史前社会是否拥有历史观念，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这样的一种分析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人论》第219页）不过，根据考古发现，希望灵魂不死的观念在原始社会甚至史前时代就已经出现，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死者朝头一方的墓穴留有一小孔，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是为死者灵魂出入预备的。另外，今人对史前艺术史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史前时代，民俗、宗教等在今天看来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同原始人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民俗和宗教等意识形态是史前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具有同一性的现实存在。艺术的观念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其中所含的各种观念虽处于混沌状态，是最初级的，但毕竟存有后来逐渐成熟的历史观念的萌芽。笔者认为，历史观念是历史情境中的观念，不能用我们今人早已被逻辑化的思维方式去审视。虽然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我们回首人类历史源头的羊肠小径，还没有完全被各种文化传统所阻断，这也就是人类至今对自己的历史研究依然痴情的原由。所以说，卡西尔的立场依然是精英的立场，是某种西方中心论的潜意识在历史观念上的无意流露；至少，他没有主动关注人类较早时期的思想，没有从历史情境的视角下去反思人类历史的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精英文化的历史观念会愈来愈遮蔽民间文化的历史观念。近现代以前的遮蔽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因历史学家限于自身的局限，没有精力过多关注，或认为不值得关注民间的历史观念。当下社会因大众文化的扑面而来，抹平了精英和民间的差别，这种遮蔽就变成表面合法化的存在了。
　　笔者无意苛求王晴佳。王著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叙述西方史学的变化时，突出历史观念的演变，希图从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出自古希腊、罗马，经过中世纪，至现代欧美的西方历史观念变迁的线索，理出头绪。”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到西方史学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对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启发。有学者研究后认为，陈寅恪就曾受到德国史学家兰克“如实直书”的深刻影响。作者写作《西方的历史观念》的良苦用心也很明显：“观察西方历史学的传统和新潮，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研究的功能，了解历史学在当今社会的地位。”
　　最后指出本书的几个印刷错误：第124页〃1814年至1930年，波旁（Bourbon）王朝复辟”中的“1930”应为“1830”；第175页弗洛伊德应生于1856年而非1886年；第177页“需要创造性的相象”中的“相象”应为“想象”。
　　（《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王晴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17．50元）


北京的记忆
■　　吉晓华
　　2003年11月29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第一道题目是关于中国汽车五十年发展历史和城市交通拥堵现状的，我参加考试的朋友们一边唱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赞歌，一边皱着眉头也想给出解决目前交通问题的答案。这事听着尴尬，仔细想想也不矛盾，毕竟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多到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停车场的地步。就拿2003年7月才自豪地宣布突破二百万辆车的北京来说吧，与主城区面积相当的东京拥有的四百多万辆还距离遥远，不过一个节日或一场小雪过后，就变成“首堵北京”了。交通使这个巨型城市变得几乎无法忍受，国内主要的新闻媒体争着抢着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200万辆的北京”显然已经是“车陷紫金城”了，而在“每天的交通阻挠我所有的梦”之后，大家甚至开始考虑“市际移民”了。
　　交通成了令北京市政府头疼的事情，北京的市长就表示过这就是目前他的第一要务。毕竟要是还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奥运会说不定都会被堵死。北京市政府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些方案能否奏效应该不久就有答案了，就像艾敬当年唱着1997快点到吧，相信2008也不远了。而现在想想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