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2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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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也没有必要非得澄清她为什么要自杀，因为这是她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抉择。布郎太太爱读书，也爱自己的家庭，但她太不满意做一名家庭主妇。克拉丽莎是纽约的一个出版人，有一位患艾滋病的、濒临死亡的朋友理查德，她爱他，也爱自己的同性伴侣，尽管整个影片都在表现她在忙于为理查德的一本书获奖而举办晚会，但看得出她的人生并不快乐。这三个女人的命运用一种人生中似乎总也解不开的结联结在一起。没有人、甚至她们自己也说不清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她们对自由和幸福的理解不同，但都在不约而同地追求着这两样东西。从每一个人都在时时刻刻地思索着、追求着的意义来说，把这部影片翻译为《时时刻刻》也未尝不可。
　　尽管《时时刻刻》的电影剧本并不出自伍尔夫之手，但却与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越发地挖掘出伍尔夫的一个新身份——女性主义作家，原因是她“从现代作家自觉的优越感向微贱无名者，尤其是妇女生活的转移，在妇女的生活中，她寻找到了一种与强权、与头上戴着黄金茶壶的帝王们的历史相对应的历史。”在一个用男性标准支配生活，尤其是支配女性生活的世界里，伍尔夫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规矩和标准的牢笼中，这样一个世界是如此地闷人、如此地肤浅、如此地光秃，以至于她认为人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倘若人们不相信这一点，当我们坐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时，就可以观察一下对面的人，像似在照镜子，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出自己目光中的呆滞和朦胧。
　　伍尔夫的作品让人看到一个充满荆棘和杂草的女性内心世界，在她之前，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荒原或者处女地，人们也无意去开垦她，甚至不晓得她的存在。面对内心无法平息下来的冲突，绝大多数女性采取了向男性和社会妥协的策略，她们麻木自己，尽量地享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少得可怜的现世的快乐，并尽可能地让自己相信这就是命运、这就是生活。也有一些女性成为生活中的演员，以快乐的外表极力掩饰着内心世界的苦恼和不安，如《时时刻刻》中的克拉丽莎和米兰·昆德拉小说《脸》中的女主人公阿涅丝，米兰，昆德拉深刻揭示了阿涅丝脸前和脸后的生活和心理世界，她并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世界，不爱自己的丈夫，但却每天表现出对于生活的乐此不疲。人生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是一种不幸，因为她的感觉和思索使她拥有的痛苦多于他人，她的体验或许是他人无从知道的，读不懂她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问道：“阿涅丝，你在做什么？故作多情吗？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的现实世界，你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东西啊？”
　　与这些女性相比，伍尔夫有更多的率真和坦诚，她既不会向社会和男性妥协，也不会成为生活中的演员，她活得十分真实，所以也有更深的痛苦，更为复杂的、盘根错节的内心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说，她走向河心，让滔滔的河水淹没自己似乎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是她用生命作出的最后的反抗。在伍尔夫时代，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在以各种方式倡导男女平等，但伍尔夫还嫌不够，追求男女平等，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能算做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追求女人，更进一步说男女都能作为一个人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有一份内心的自由才是最宝贵的。人作为一个物种，应当在宇宙中为自己的发展开拓无限的空间，同理，在人类的社会之内，最美好的制度也是为无论是男女的每一个人的发展留下充分空间的制度。我以为，女性不受任何男性和社会束缚的发展和自由才是伍尔夫所追求的目标。
　　《时时刻刻》是根据迈克尔·坎宁哈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小说1999年获得普利泽奖（PULITZER）。迈克尔1952年生于美国的俄亥俄州，早年，有一次他的女朋友问他是否听说过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于是，他跑到图书馆，见到的第一本伍尔夫的书便是《达洛维太太》，他承认自己当时并不理解书里讲了些什么，但却记住了那深刻、均匀的和音乐般的句子。可以说，从他这部小说可以看到《达洛维太太》的影子，但评论家并不认为它是后者的重写或者改写，相反倒认为是他用一种后现代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一部新作品，使伍尔夫本人也成为书中或者剧中的一个人物。
　　应当说，作为男性作家，他对于女性的把握是笼统的、含混的，但他敏锐地察觉出女性内心世界的深层危机，并让它昭然于世。这一方面表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证明，在人性的深处，男女的心灵是相通的，古往今来人们所想象的和体验到的两性之间的沟通障碍或是由于人的发展尚未抵达人性的深处，或是由于世俗的浮躁和利益让他们中的一方，或者双方有意地关闭了沟通之门。


三个叛徒
■　　李　乔
　　“文革”时大抓“叛徒”，无数冤狱遍于国中。刘少奇被诬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诬为“叛徒集团”，瞿秋白也被掘坟揪出，诬为“叛徒”，连“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周恩来也因“伍豪事件”险被诬为叛徒。可谁又能想得到，当时正大红大紫、领导着大抓“叛徒”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别法庭审判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我也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只是略知一点江青的情况）。因为特别法庭的审判，并未涉及这三个人的叛徒问题。我是近年来读了几本关于“文革”史的书，才确切了解这三人是叛徒的，同时也知道了他们为什么虽是叛徒却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
　　还是抄几段书来看吧。
　　关于陈伯达是叛徒，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忠直坦荡昭日月》一文中写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
　　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谈起一件事：
　　我知道陈伯达立了自首书，我向组织
　　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当时
　　还有彭真同志在场，你父亲就当面问
　　陈伯达，说：“你对党必须诚实，说清有
　　没有。”陈伯达不承认，少奇同志就相
　　信了。我与少奇同志说，不能这样就算
　　完了。你父亲说，伯达年轻，工作积极，
　　又能写，他不承认就算了。（《你所不知
　　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77页）
　　这段话还有这样一个脚注：
　　
　　《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
　　限公司1998年版，陈承认自己未经
　　任何组织批准，写自首书出狱。
　　刘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显然是很了解陈伯达自首叛变的情况的，他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建议应彻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陈伯达的蒙骗，相信了陈伯达。从脚注看，陈伯达晚年在文稿中承认了自己是有自首变节问题的。
　　陈伯达自首变节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还要抄一段书：
　　
　　陈伯达被捕后，就投降叛变了。据
　　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特务总队队长、
　　审理王通（陈伯达）案件的主要负责人
　　解方说：“王通这个人很熊，一问就
　　供”。“他供认了组织关系，供认了他是
　　党员，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进行宣传
　　工作”。“我们就利用他的弱点，让他充
　　当了‘卧底’时候的‘眼线’，叫他在现
　　场指认了”。“他印证了许兰芝、史连甲
　　等人的组织身份和活动情况”……
　　
　　1932年2月陈伯达出狱时，向敌人
　　办了手续，在改过书上盖了指印。（周
　　国全、郭德宏《动乱中的陈伯达》，安徽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陈伯达不仅自首，还充当鹰犬，指认其他共产党员，帮助敌人破获共产党组织。他是一个地道的叛徒，与甫志高同类。
　　关于江青、张春桥是叛徒，多种书上有记述。这里引两种书。
　　
　　（1974年）在周恩来到长沙之
　　前，惯于投机的阴谋家康生，突然到医
　　院看望周恩来，向他谈了江青、张春桥
　　的政治历史问题。后来，康生又把王海
　　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8号楼，向他们
　　谈了江青、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康
　　生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
　　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接着，康生又说：
　　“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
　　过，叛变自首。”康生并且一再责备自
　　己，过去对江青使用不当，不应利用她
　　做情报工作，不应在延安派她在党校、
　　鲁艺学习。康生还几次高喊：“江青是
　　叛徒！”“江青是叛徒！”（纪希晨《史无
　　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
　　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第656页）
　　康生与江青、张春桥在整人、乱国上本是一伙人，此时为了各自的利益已势同水火。康生的揭发之举，肯定是出于一己之私，属投机行为，但由于他身居高位，长期管情报，管审干，又与江青有渊源甚深的特殊关系，所以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发，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向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发，一是周恩来，一是毛泽东（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目的显然是为了彻底搞掉江、张二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也谈到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情况：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
　　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
　　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
　　夫人邓颖超。……周恩来为人向来严
　　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
　　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
　　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
　　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
　　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
　　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
　　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
　　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
　　“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
　　这段记述只提到了张春桥是叛徒。同书另一处则谈到了江青、张春桥两个人的历史问题：
　　
　　（1974年）1　2月26日，是毛泽
　　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
　　恩来单独谈话……周恩来知道，以后，
　　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
　　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
　　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
　　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
　　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
　　况。（同上330页）
　　毛毛的记述，应该说很可靠。周恩来先是与邓小平谈了张春桥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泽东谈了江、张二人的严重历史问题，这表明，周恩来是掌握了确凿证据的，否则他决不会向邓小平直至毛泽东谈这个问题。
　　关于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被揭发和被提出来，根据以上所引的几条材料，可以排出这样一个时间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