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5-童话人格-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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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仇父。
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仇父，用我们的话说，是文化化了的仇父。
他的仇父情结是和父亲所代表的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那种君本位、父本位、官本位的统治相联系的。因此，他的仇父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化、社会化了的，是包含着社会批判精神的。
但确实同时表现为仇父，而且是有血有肉地仇父。
二，恋母。
恋母情结在《红楼梦》中是以比较隐蔽、宽泛、转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在贾宝玉和生母王夫人的关系中体现得不十分显著，因此常常被忽略。而在贾宝玉和贾母的关系中倒有一种变相的体现，但也还不是最重要的表现。
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和众多年轻女性的交往。可以说，在和身边相当多女性的交往中，对方都扮演着小母亲的角色。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并不能说是贾宝玉真正的爱人。当今人把宝黛之间的爱情作为主线研究的时候，这只是小说外在的情节结构；如果按照真实情感的逻辑深刻体会，那么，贾宝玉对林黛玉并没有那种真正性意味的爱情。他与林黛玉有的是两小无猜、争嘴斗闹的精神刺激。
倒是袭人与他的关系体现着贾宝玉真正需要和依恋的女性情感。袭人这类女性的存在，对贾宝玉而言还都是小母亲的角色，在对他爱抚、哄慰的同时，还提供着性的奉献。贾宝玉在《红楼梦》中首次或者说真正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恰恰是袭人而不是别的人，这种情节上的自然安排恰恰是潜意识所为。
当有些人把薛宝钗和林黛玉放在一起，看做合二而一的形象，看做贾宝玉或者曹雪芹心目中理想爱人的时候，我们倒要说，不妨把宝钗、黛玉和袭人三位一体地放在一起研究更合适。
在这里，薛宝钗是正统观念上的、名分上的妻子形象。贾宝玉对她的需要，也只是名分、名誉和说法上的需要。贾宝玉对薛宝钗的暧昧态度，表明了曹雪芹对待封建正统礼教不得不接受甚至是自然而然接受的一面。
而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关系则是纯粹的精神生活，是少年玩笑游戏和精神上相互欣赏的伴侣。
一直呵护在身边的袭人却以更加家庭氛围的、男女性爱色彩的、充满情欲气息的面目出现在贾宝玉的生活中。这也是相当多的成熟男性读完《红楼梦》之后，在情感上更倾向的不是林黛玉、薛宝钗，而是袭人的原因，这其实是曹雪芹爱情观念潜意识流露的影响。
三，企图占有一切可爱的女性。
当我们把贾宝玉说成是同情女性的“女权主义者”时，把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的说法当做贾宝玉在封建社会有着爱护女性、尊重女性的“民主意识”时，有可能是非常可笑的。贾宝玉对待女人的真正态度，是希望天下所有可爱的女孩子都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他憎恨女孩子受到的其他一切男性社会的压迫和欺凌。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贾宝玉的这一情结提供了得以实现的王国。在这个女儿国中，作为惟一的男性，他实现了独占所有可爱女性的梦想。
即使再肯定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意识，再肯定他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中所做的种种富有攻击性的象征安排，并不能掩饰他潜意识的这一真实流露。
认识了仇父、恋母、企图占有所有可爱女性的“贾宝玉情结”，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红楼梦》整体价值的多方面评价。
我们只是说，“贾宝玉情结”是透视《红楼梦》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我们还会从《红楼梦》中发现更多的层次。
正是通过《红楼梦》，我们看到俄狄普斯情结是社会化的，是文化化的，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完全是“贾宝玉式”的，是结合了贾宝玉所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的。
第四部分：文学名著贾宝玉情结
我们将着重考察的，是贾宝玉作为一个男孩人格形成的规律。
首先，他虽然内心是敌视父亲贾政的，然而在行动上又是识时务者。在公开的场合，他总是努力在表面上顺从父亲的意志，满足父亲维持权威地位的心理需要。
这不仅表明父亲的权威在封建社会的绝对性，也表明作为一个男孩的贾宝玉在发展正常人格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对待父亲。
当然，在骨子里他对父亲已成叛逆。这既是儿童性质的俄狄普斯情结，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他叛逆的是父亲的权威，又是父亲所代表的封建主义政治伦理道德文化。
而儿子能否实现对父亲的叛逆，就其童年的成长环境来讲，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母亲的庇护。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这一规律的注释。
作为母亲的王夫人自然是软弱的，她不足以抗衡丈夫贾政对贾宝玉的专横与严酷。倘若只有这个母亲，贾宝玉势必将软弱得多。然而，贾宝玉的祖母贾母站到了他的身后。正是封建主义文化使得贾母能够以足够有力的庇护对抗贾政对贾宝玉的专制。
这是封建大家庭的奇特现象。
在儿子和妻子面前，贾政是绝对的权威；然而面对贾母时，他又成为毕恭毕敬的儿子。正是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贾宝玉在父亲面前形成了一个又顺从又叛逆的人格。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的权威常常是绝对的，母亲很难抗衡他对儿子的专制。而在大家庭中享有最高权威的祖母，给了贾宝玉以有力的庇护。她有如现代家庭中强有力的母亲，安抚了儿子在父亲严酷统治下受到的心理创伤，发展起能够正确处理与父亲的关系、同时又敢于对父亲有所叛逆的人格。
当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只能对父亲明顺暗叛。倘若做父亲的贾政更软弱，做祖母的贾母更宠爱，贾宝玉对父亲的专制会表现出更大的叛逆精神来。
贾宝玉这个从小在众多丫环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倒并没有那种从小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单一的恋母情结。他与母亲王夫人的距离应该说是疏密得当的。王夫人对儿子也绝非过分溺爱。贾宝玉并没有畸形的恋母情结，他在众多的同龄女孩与男孩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了正常的男性人格。
十岁以后的贾宝玉已经能够与同龄男女正确相处了。而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男女，他也形成了正确相处的完善能力。
如果撇开对父亲贾政所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的批判不言，那么我们说，在贾宝玉人格成长的历史上，不仅贾母的庇护是必要的，父亲的严厉也是需要的。因为从祖母贾母到母亲王夫人以及环绕的丫环小厮们，都给了贾宝玉太多的宠爱与簇拥，那是一个会把男孩惯坏的溺爱环境。这时，一个严厉甚至有些专制的父亲的存在恰好与这一切平衡了。
从人格发展的条件来说，父亲贾政的严厉与祖母的宠爱并存是贾宝玉完整人格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再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贾宝玉特殊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常常被一些红学家描述为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从内心深处拒绝接受父亲的正统教育，他对父亲教导的读书做官、孔孟正道表现出了极大的逆反，对父亲推崇的《四书》、《五经》厌恶之极，而对父亲极力贬斥的浓诗艳词、靡靡之音表现出浓烈兴趣。他显然不愿意走父亲指出的所谓正道。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愿去西天取经而宁愿缩在花果山中的孙悟空。
贾宝玉就缩在了大观园的女儿国中。《红楼梦》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是贾宝玉的故事，而贾宝玉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回避父亲指教、缩在大观园女子群中的故事。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贾宝玉的这一表现确实可以说成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然而，倘若从一个男孩人格成长的角度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拒绝成年”的现象。
这是人格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这是青少年对儿童时代的眷恋，对成年的畏惧。
当我们一定要赋予贾宝玉过分明确的反封建色彩时，这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贾宝玉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人格成长的必然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贾宝玉对整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畏惧。
这种“拒绝成年”的青少年时期的特征，在任何时代差不多都会以反对当时的正统主流文化的性质出现。就像现在“拒绝成年”的少年会沉溺在他们所喜爱的流行文化中，从而对抗父母所要灌输给他们的正统一样，贾宝玉也必然寻到那些被父亲贾政所批判的浓诗艳词作为精神依托。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拒绝成年”的反社会、反正统、反父权的倾向有了真正的社会性、文化性意义。当这些小男女手中偷偷传递着《西厢记》的戏本时，已经表明他们与张生、崔莺莺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
任何一个时代的儿子都有可能是父亲所坚持的正统的叛逆者。
再接着，我们看到有意思的事情是，当贾宝玉沉溺在女儿国中来表现自己拒绝成年的小男孩叛逆精神时，他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有点成熟的大男人。他一方面是所有女孩子竞相照顾的小宠物，另一方面似乎又成了对所有女孩都负有保护责任的大男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可以称之为“贾宝玉情结”的贾宝玉情结。
第四部分：文学名著护花神情结
真正的“贾宝玉情结”也可以说成是“护花神情结”。
贾宝玉几乎是本能地对天下一切可爱的女子都怀有强烈的怜香惜玉、要充当保护神的情结。正像他的雅号“怡红公子”一样，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动就是要使女孩们快乐怡悦。
对林黛玉、对袭人、对晴雯等最亲近的女孩们，他表现出了这种护花神情结。而在“投鼠忌器，宝玉瞒脏”的情节中，在“为平儿理妆”、“替香菱换裙”的情节中，则更充分地表现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普及爱心的努力。即使越出力所能及的范围，这种情结也在无边无际地起着作用，他替一切受到命运欺凌的可爱女子惋惜和不平，常常因为鞭长莫及而咬牙切齿、长嘘短叹。
这种“护花神情结”，我们在许多男人身上都可以看到。
从一般意义上讲，相当多的男人都多少有一点这种情结；但真正具有贾宝玉这样典型的 “护花神情结”的男人只是一部分。
形成这种差别的一般性规律是，凡是那些面对女人世界比较成功的男人，可能有比较强烈的护花神情结；而面对女人世界比较失败的男人，常常缺乏这个情结。对于女人是具有足够的爱心，还是比较冷漠，似乎是“护花神情结”强弱的原因。
如果更深入地进行研究，我们就能对“护花神情结”的形成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一，它肯定来源于最初对母亲的爱恋，同时也来源于最初对其他异性譬如同龄女孩的爱恋。
这种把母亲包括在内的对异性的爱恋本质上是排他的，是排斥父亲与其他男性的。从这一点上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