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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5748-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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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政权腐败的表现,并不是腐败的原因。因为在东汉社会前期,在皇朝之中,也有母后、外戚、宦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把持政权,并没有成为政坛上的要人,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没有腐败。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母后称制,就意味着英明的帝王的消失;而外戚、宦官等人登上历史舞台,就表明了一个政权已经落在了皇帝的亲戚和家奴的手中。所谓英明的帝王的消失,并不是指在一个皇朝内部,无缘无故的生出了许多的傻子或者白痴,而是在选定皇位的继承人的时候,有意的选定这些人做皇帝。因为只有这样,在皇帝的背后,才可以安稳的做一个太后。而只有太后能够坐在皇帝的背后,外戚才会由于裙带关系得势,从而专权,同时那些皇宫中的男女奴才才可能成为皇帝唯一可依赖,并利用与外戚对抗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48页)。    
    东汉后期,是多灾多难的风雨飘摇时期。历史舞台上,轮番上演的是外族的叛乱,演绎着外戚与宦官争权的一幕幕血雨腥风的斗争,其间又夹杂着农民生死存亡的挣扎和随之而来的起义。东汉后期的政治,在统治阶级方面,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附带着一个官僚集团的活动、冲突和变化。这三个集团在东汉前期先后发展起来。光武帝、明帝时皇权威猛,外戚、尤其是宦官,还不敢公然横行做恶。至章帝时改变光武、明帝的“严切”政治,外戚、宦官得到宽厚优待,开始作起恶来。    
    章帝死,和帝(十岁)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总揽大权,是事实上的汉皇帝了。窦家大批徒党都得到升迁,最小的也是个县令。这些人搜刮民脂民膏给窦宪送礼报恩。窦家又豢养大批刺客,迫害正直不肯阿附的人,引起朝野不满。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将窦宪及其徒党悉数下狱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宦官从此参与朝政。东汉政治更进入黑暗时期。和帝死,安帝继位,皇太后邓氏辅政,邓氏家族开始执掌实权。邓骘、邓悝、邓弘、邓闾皆为列侯。在大封外戚的同时,邓太后从窦家的失败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并用外戚与宦官,形式上不偏重外戚。因此,安帝的朝堂上,充斥了心理畸形变态的外戚和宦官。他们关注的不是如何把天下治理好,不是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不是扶正将倾之大厦,而是皇帝的脸色,    
    贿赂的数量和怎样享受、怎样鱼肉百姓,等等。安帝时,太子因阎皇后进谗言,被贬为济阴王。安帝死,阎皇后就和其兄阎显商议,拥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尽杀安帝宠信的宦官。可惜好景不长,少帝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杀掉阎显及其同党,拥立济阴王为顺帝。孙程等人因为拥立有功而相继被封为侯,宦官势力又大进一步。当时有人把他们比喻为西汉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期盼重扬大汉雄风。但是,他们同样是一群狗仗人势的奴才,压榨百姓,鱼肉乡里。    
    阳嘉四年(135年),汉顺帝任命皇后的父亲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商死后,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政。梁冀,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一个无才无德的纨绔子弟,却世袭了大将军执政的高位,这又比西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专权好到哪里去呢?三年后,顺帝死,年仅两岁的冲帝继位,于是梁太后临朝听政,其兄梁冀掌握实权。一年后,冲帝死,梁太后和梁冀共谋迎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氏仍然把持朝政。八岁的质帝,年幼而聪明,他已经认出梁冀是一个“跋扈将军”。不到一年,质帝就一命呜呼了。当然,这是“跋扈将军”所精心导演的一场把戏。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拥立他们正准备选为妹夫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继位后,就娶了梁冀的另一个妹妹为皇后。    
    梁冀权势熏天,远在桓帝之上。外官任职考述,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官衙报到。吴树任县令时,曾拒绝梁冀的嘱托,秉公执法,诛杀了辖境内贪残害民的梁氏宾客。梁冀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吴树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时,梁冀竟然用毒酒款待,使得他一出门就死在了车上。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在生活上奢华无度。各地贡献皇帝的珍异贡品,上等的都先送到梁府,其次的才给皇帝享用。他大肆修建豪宅,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又在都城附近开辟猎场,逶迤千里。在河南城西边设置兔苑养兔,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吏役修建了几年才得以完成。在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里,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妇女七人封君,二人出任大将军执政,三位皇后,六位贵人,把外戚专权表演到极致。    
    150年,梁太后病重,不久死去;159年,梁皇后一命呜呼,这预示着梁冀的末日已为期不远。汉桓帝把握时机,利用上厕所之际悄悄与宦官唐衡商议,寻求颠覆梁氏家族之策。不久,汉桓帝和宦官单超、徐璜、具瑗等五人联手,共同铲除了梁冀和梁氏徒党自三公、九卿至州刺史数十人,斥逐次等徒党三百余人,朝官几乎空了。没收了梁冀及其徒党的家产,变卖所得,竟相当于东汉政府半年的租税收入。诛杀了梁冀,单超等五人自然成为有功之臣,他们获得多方赞誉,得到各种各样的奖赏。单超被封为新丰侯,徐璜等四人也都封侯,各食邑万户,侯览、赵忠等八人被封为乡侯,他们的宗族亲戚被分派到各地做官。这些人开始在地方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同盗贼决无差别。侯览的哥哥侯参出任益州刺史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对辖区内家财富足的人诬陷罪名,抓来杀掉,然后没收其财产,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做法,遭到太尉杨秉的弹劾,在被    
    押送到京城的途中,畏罪自杀。徐璜的侄儿徐宣求婚于李家,被拒绝后,他就率领吏卒到李家把姑娘抢走,用箭射死,把尸体埋于县衙内。当徐宣的暴行受到黄浮惩处的时候,徐璜却找汉桓帝告状,黄浮反而被判刑服苦役。自159年梁冀死后至167年年桓帝死,八九年间,宦官势力几乎达到独霸政权的地位。     
    桓帝死,十二岁的汉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称制,其父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联合太尉陈蕃等人,密谋诛杀宦官。窦太后却认为,宦官乃东汉旧制,不必弃而不用。在窦太后犹豫之时,宦官先发制人,发动宫廷政变,软禁窦太后,杀窦武、陈蕃等人。窦氏家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朝政归于宦官。汉灵帝比桓帝更加昏庸,竟然把宦官比作自己的父母,常常说“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到黄巾大起义爆发的时候,宦官和外戚依然在争权。综观以上史实,无论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朝政自上而下都是一片混乱。外戚与宦官的争夺,事实上就是一幕狗咬狗的事件,在相互厮咬之间,扰乱了东汉政局,把汉朝拖向绝境。


《天朝落日》 第一部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鸡。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却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168年,桓帝死,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依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的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下诏解除党锢。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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