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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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这样写他的延安印象：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前面就是共产党总部杨家岭：这里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礼堂，墙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排挂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像。
更重要的是，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处在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之间，不存在那种官场惯有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
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曾看到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好奇地问红军怎样过他们的性生活。红军领袖们解释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红军努力把士兵们的精力吸引到从起床到熄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军事训练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去。
来访的瑞士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问史沫特莱：“红军是否向士兵供应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
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
把跳舞引进延安，是史沫特莱的一大贡献。
史沫特莱选择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音译）。
史沫特莱曾生动描述了学习跳舞的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和性格：
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条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
这是1937年史沫特莱经历的故事。
在1944年，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再次从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交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后写作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写他的见闻和感受：
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的美军尉官和军士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和在美国的家庭；将军的妻子们穿着棉布制服和布裤子，没有口红，没有社交的姿态，但是是快乐的，女子气的；那些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跃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舞会，每逢那时所有人，党的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这时的舞会，是在杨家岭的大礼堂举行。
美国新闻处的费希尔访问过延安。他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负责重庆到延安飞行的飞机乘务员，都把延安之行看做一次兴奋的经历，一种仅次于回家的喜悦。
“天哪！跟那边多么不同呀！”这些外国人经常这么说，同时联想起了重庆地区禁止跳舞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那里令人沮丧的气氛。
1943…1949年第45节 延安的天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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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兰这个因报道西安事变而闻名的记者，在延安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外国记者中，不同的人在中共领导人中，有着各自偏爱的对象。斯诺偏爱的是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偏爱的是贺龙。贝特兰没有提到周恩来，因为佩服他、崇拜他的远非一个外国记者。作为在重庆专门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的人，周在他们中间有着很高的声誉。
走在陕北的外国记者们，用他们的眼睛观察注视着中共领袖们。
斯诺最早向世界成功地描写出毛泽东的形象，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伟人林肯来作比喻：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所追求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场面，平淡却又生动：
一个身材短小而健壮，穿着蓝布制服的军人从点着一支蜡烛的桌旁站起来。于是我见到了多年来我在写文章时一再提到的那个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红军的父亲。他早已年过半百，皱纹很深的面孔和蔼可亲。他厚厚的嘴唇这时咧出一个宽阔的表示欢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搂住他的脖颈，吻了他的双颊。
未能访问延安，但作为美国新闻处的记者佩克，却在他的笔下记叙了亲眼看到的周恩来的机智和老到。
那是在美国著名记者希恩访问重庆时。1927年希恩在中国曾目睹了大革命的潮起潮落，他在1934年出版的《个人历史》，影响着新的一代记者如白修德、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物。希恩来到重庆，由何应钦设宴招待，应邀出席的不仅有国民党方面的要员，还有各界人士，如著名的天主教主教于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周恩来也出席宴会。
佩克记叙了宴会上的精彩片段：
宴会上，希恩和于斌针锋相对。希恩指出天主教徒是一股反动势力，于斌则对此置之不理。人们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两种烈性酒是茅台和玫瑰露，前者产于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后者产于陕西省。谈话转向讨论南方烈性酒和北方烈性酒哪一种更好。这时周恩来插话说：“啊，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曾亲自下令将这两座酒厂烧成平地。”这句话的含义是，共产党能到达任何一个省的心脏部位，包括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这一评论显然使何应钦不快。周看来有些恶作剧。
1944年来到延安的斯坦，对聂荣臻留下深刻印象：
聂荣臻将军身高体瘦，看上去比他的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要年轻些。他穿着与普通士兵一般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见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齐。他那长型的显得机智的脸，像他整个人一样，显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纪律性和气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谦虚，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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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爽的天空，交谈，部队战斗力，舞会，领袖们的个人魅力，所有这一切，在来到延安的记者们眼前，呈现出一个多彩的新世界。
几个月后，负责给美国国务院提交外国记者团延安之行分析报告的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斯坦一行人。
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了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
佩克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重庆一家小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在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庸俗低级的流言蜚语。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把这位记者叫到一边。
这位年纪较大的总编温和地对他说：“你还不到二十岁，你可能还会活上二十年。你难道一定要把这样的文章付印吗？”
这位年轻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
这是传闻。但当1946年8月毛泽东与再次来到中国访问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他对未来的胜利似乎充满了信心。斯特朗这位从1925年以来多次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先后采访过冯玉祥、吴佩孚、宋庆龄、鲍罗廷等一系列风云人物，但恐怕这一次她的访谈录才真正成了传世之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她发表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在未来的中国家喻户晓。
两年多后，1947年1月，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未能完成世界瞩目的使命，沮丧地回国出任国务卿。白修德当即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马歇尔：
中国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千千万万的农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里的农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
延安已经在改变中国。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关上了大门。
周恩来与几位外国记者愉快地交谈。看上去，即将返回延安的他乐观而充满自信。
照片最右边这位是克里斯托弗•；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四十年后，1985年，他的儿子彼得陪同他的这些同行们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怀旧旅行。后来写出了《走进中国》。
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五人乘飞机离开南京。
1947年2月，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后一批人员从南京撤回延安。彼得的父亲以及其他十一名美国记者同机前往，这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联合采访，在那里有的记者仅呆了一夜，最长也只有几天。
来到延安的记者中有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这样描述他离开延安时的情景：
毛泽东披着一条羊毛围巾伫立在延安机场上，眼望着远处的峡谷，正在沉思。
当我走近的时候，这位中国共产党主席几乎有些勉强地垂下视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
他说：“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如实地写出来吧。”
毛的宿敌蒋介石的军队正在挺进，延安快要失守了。我在延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我说：“毛主席，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确实暗淡，将来会怎么样呢？”
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国名字称呼我，慢声地说：“罗德烈，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平来看我。”
1943…1949年第46节 延安的天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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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两年，1948年年底，北京便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国民党的败局已定。
《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敏感。他们特地请法国著名摄影师布日松（Carlier Bresson）从缅甸飞往围城中的北京，拍摄这座城市的战争气氛和日常生活。
布日松在1948年12月初飞抵北京。他走在北京街头，风沙扑面而来。从紫禁城到大小胡同，从士兵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