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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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表姊，青衣花旦戏我一窍也不通。”这是我向唐琪说的第一句话。我知道我的神气一定很呆板，毫无风趣可言；总算万幸，我还叫了她一声唐表姊。
“你可以练，我多唱几遍，你就会啦。练会了，晚上可以当众表演一下。”唐琪这么对我讲。没等我答腔，她说：
“来来来，咱们到一边来练。”
我跟她走到客厅的一端。她开始低声唱。我连忙掏出小日记簿和自动铅笔，她唱一句，我便捉摸着应该是那几个音阶，用1234567记录下来。好在那是一段“二六”板，很少胡琴“过门”，唱腔有了简谱，练了十几遍，也大致可以合得来了。
高家大少奶奶来宣布开饭。我们这个不打麻将、不斗纸牌，单单唱戏的集团，便占了一个大圆桌。好几个桌上大声猜拳闹酒，我们这个桌上仍是谈戏。表哥喜欢马连良，我喜欢谭富英，为此我俩大发议论。唐琪也和高小姐、表姊几个人侃侃高谈，对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张君秋，以及四大坤旦雪艳琴
、徐碧云、章遏云、新艳秋，一一加以论评。
“等一下我表演一段‘霸王别姬’的舞剑给你们看！”唐琪突然高兴地说，接着她一瞅我，“你会拉舞剑时的曲牌‘夜深沉’吗？”
“截至现在为止，”我回答，“除了二黄原板，我只会凑合着拉一段二六‘麻姑献寿’哇！”
全座的人听见都笑了出来。
晚饭后，表演什样杂耍的艺人们到齐了。在大客厅里，小蘑菇、二蘑菇、常连安父子三人的对口相声，张君、沈君的口技，马增芬、马增芳两姊妹的西河大鼓，高五姑的天津时调
，花四宝的梅花调，王佩臣的“醋溜大鼓”（即乐亭铁片大鼓，因其味道甚“酸”，故名“醋溜”）相继演毕。这些角色在当时的天津都大有名气，从这些男女艺人的几句开场白里，我得以知道他们对于高大爷十分敬畏。显然地，那时候的高大爷已是一位很“吃得开”的人物了。
这越发增加了我对他的厌恶感。他这一天穿着长袍、马褂，马褂上佩着“日满华亲善”小证章，另外他又把马褂与袍袖都挽了起来，似乎除了表示他是当今亲日社会中的华人绅士
外，还表示了他在江湖黑社会上的“ 势力”。表姊轻轻地对我说：
“看到高大爷的这份盛气凌人的‘尊容’，方才吃的狮子头和清蒸鸡都要从嘴里倒出来啦。”
最后一个余兴节目是表哥的“黄金台”和唐琪的“麻姑献寿”。我小心翼翼地拉着。拉得还真不算太坏。唯一遗憾的，当我拉到“麻姑献寿” 最末一句时，可能过于紧张，使用弓子的力量太大了一点，又因为唐琪的嗓子太好，弦原本就定得很高，意外地，拍地一响——二弦断了。
“糟糕！”我叫了出来。
“嘘——”唐琪用手一堵我的嘴，“别声张，姨妈晓得了会认为不吉利，我就得挨骂了。”
正巧已经唱到末一句，掌声四起，发现弦断了的人并不多。
时间已经不早，客人们纷纷起身告辞。
我把那断了弦的胡琴还给唐琪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憋气。我歉然地对她说：
“对不起您啊，唐表姊，希望您不会在意。”
“我从不迷信的。”她接着说：
“有空来玩吧，季表弟！”她向我伸出手来。
这次，我没有缩手不前。我和她握住了，一面说着：
“再见，唐表姊，可是我告诉您，我并不姓季。”
“怎么？”她惊讶地，颤动了一下镶在她那大眼睛外围的羽样长睫毛，“你的哥哥、姊姊不都是姓季吗？”
“我是他们的表弟，我姓张。”
“啊，原来如此，好，再会啊，张弟弟！”她向我摆摆手，走上楼去。
我清楚地听见她叫张弟弟时的声音是那么亲切，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向我摆手微笑时，深深凹在她腮边的酒涡，是那么甜美。
九
高老太太做寿的第二天，表哥搭火车回北平了。那时他正在燕京大学经济系攻读，他是特别请了假，赶到天津来给他的“准岳母”拜寿的。
表哥当初曾向姑父“申请”每逢星期六返津省亲一次。我们都晓得，在表哥的心目中，比“省亲”更迫切的还有和未婚妻晤面的一桩重要事项。姑父说表哥每月回来四趟，次数太多，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更影响功课，只“批准”了“每月返家一次”。这一来，表哥大伤脑筋，只好哭丧着脸子，向姑母搬取救兵，姑母疼子心切，表姊和我也动了“恻隐之心”，便一齐向姑父讲情，结果姑父答应采取折衷办法——表哥可以两周回来一次。
表哥的记性可真好，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每隔两周必定回来。回来以后，更从来不会忘记以最快的速度，换一换衣服或草草地吃一点东西，便开路高府“报到”。不管刮风落雨，甚或下大雹子，他绝不变更行程。因此，我和表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风雨无阻”。
这次，高老太太做寿是在礼拜三，表哥回北平是在礼拜四。临行，姑父郑重其事地告诉表哥：
“这个礼拜六本是轮到了你回家的日子；可是，你已经在礼拜三回来过，就不必再在礼拜六回来。也该安下心来用功读书，准备大考了。”表哥还未吭声，姑父又严肃地说了一句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呀！”
表哥心里一定很别扭；但他不敢不遵从姑父的训示，只好噘着嘴、无精打采地，提着小皮箱走了。
“嘻，这一下，密司脱‘风雨无阻’惨啦！”表姊在表哥走后，对我说。
“是啊，”我答说，“我也很惨——”
“为甚么？”表姊颇为惊讶地。
“因为——”我突然把话咽住了。我想，我不能把真话全盘告诉表姊。
“因为——”我装得一本正经地，“因为不忍看到大哥和高小姐不能相会的凄苦呀！” “阁下未免太‘替古人担忧’了。”表姊说完这句话，便回到她卧房里去。
我想喊住她，因为我还有话要对她讲。可是，我张了几下嘴，始终没有吐出声音。等她的背影消失了，我才在心中叫着：
“有点对不起表姊呀，自己心里的话竟没有实地告诉她。”
我怅然地回到自己的小卧房。
我看到了墙壁上向我微笑的母亲的大照片。
“妈，”我几乎无声地喃喃着，“告诉表姊怪不好意思的，虽然表姊从小就很爱我。那么，我只有告诉您了：妈，您可别笑我哇！我曾因为讨厌高大爷而立志不再到高家。可是，现在我愿意，那怕是再去一次。昨天我已经亲自看到她了，我觉得她很讨人喜欢，她确实长得太美，她活泼、热情，对人又亲切——她在北平念书，偏巧这个礼拜六表哥不回天津，我无独自去高家的理由啊。也许，她已经和表哥同在今天搭车回北平了。也许没有。她不像表哥经常往返平津，好容易来一次姨母家，很可能多住上几天。不过，到下礼拜一，她一定会走掉了——妈，您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到高家附近几条街上徘徊好吗？她也许会上街买东西——”
妈不理我。妈不动声色地对我微笑如故，似乎在问我：
“傻孩子，纵然你能碰到那个女孩子，又如何呢？”
我无法回答。如果我和她当真再度面对面时，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何做才好。我想了又想，我的企求极为有限，我不想对她说什么话，也不想对她表演什么，我只希望看到她就满足了，即使她并未看到我也没有关系。
我想起来，当初我曾和我的同班好友贺蒙一块去过高家，而表哥并没有同去——那是去向高大爷请教国家大事的。可是，现在高大爷的亲日行为已经全部明朗化了，听说他已升任了什么“副处长”，我绝不肯让自己耳朵再受一次伤痛——听他那些悔蔑祖国抗战的谬论。如果为了和一位女孩子晤面，而必须先违背良心地敷衍一下那种狂发谬论的人，我是不甘心去做的。
我又想起以前在学校时，几个同班同学曾经向我讲述过他们如何“追蜜斯”的方法，那些方法包括：直接给女孩子写信，尽管不知道她的姓名，因为可以用“敬爱的小姐”代替；向女孩子吹口哨，或是低唱英文情歌；天天在街口、或桥头“站岗”拦驾；骑自行车把女孩子的自行车撞倒，然后向她道歉并且殷勤万状地替她修理车，送她回家——我曾十分蔑视用这种方法去猎取女友的男孩子们，虽然他们也偶尔会获有成果。现在想来，当初我深为不齿他们的举止，似乎过于苛刻。但是，今天要我从那些方法中选择一种，我仍不屑一试。也许，我太胆怯。然而，那种“勇敢”的方式，无法令我欣赏。事实上，我和唐琪已经相识，并且还有转弯拐角的亲戚关系，上面那些方式实在也不宜应用。
我究竟该怎么做呢？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的情绪，在我心中滋长。那是一种古怪的奇妙的情绪——它混杂起伏着淡淡的喜悦、兴奋，空虚、忧郁、迷茫、与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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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很慢，十多天似乎比以前的十个月还长。表哥又风雨无阻地自北平返家了。我想自动提出来陪他到高家去玩；当我又想到唐琪该早已离开高家半个月了，我颇为沮丧地拉着表姊去劝业商场“天华景”戏院看平剧，一面狠狠地冲着表哥说：
“你自己去看高小姐吧，谁高兴给你们夹萝卜干儿？”
十
十七岁的我，应该还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可是，我竟开始学会了伤感。
我开始喜欢阅读文学作品中伤感的新诗与散文。我开始喜欢看翻译的世界名著中的悲情小说与悲剧剧本。我开始喜欢独自个儿溜进咖啡馆内，躲在幽暗的一角，一边听着白俄流浪汉们组成的乐队奏出的苦涩的乐曲，一边饮下苦涩的咖啡，发出苦涩的叹息——
我有一种很像长期漂泊者的心情。然而，十七年来我从未离家一步，尽管这是姑母的家，实际上也正是我温暖的家。
我又有一种很像失恋者的心情。然而，谁曾是我的恋人呢？我根本从不曾和任何一人谈情说爱。
贺蒙发现到我的神情变化，几次提醒我：
“喂，小伙子，怎么老没精打采的？‘颓废派’可不能抗日呀！”
是的，我这么年轻就颓废，如何对得起多难的祖国？如何对得起逝去的爸妈？如何对得起深深爱我的姑母一家人？如何对得起自己的南下参加救亡工作的宏大志愿？如何对得起每天在枪林弹雨中浴血抗敌的军民？我把期望摆在抗日战事上，我想一连串捷报，一定可以使我恢复愉快、乐观。
可是，接踵传来的竟是一连串相反的消息——十一月中旬，上海陷落，太原失守，津浦线国军全部撒退黄河以南——
显然地，这些不幸的消息，不仅带给我一个人太多的悲愤；我看到每一位善良的市民脸上，都罩上了一层灰黯的阴影。我知道，他们心中的悲愤比我不会少一点点。姑母家的气氛也为之变得相当沉重。平日沉默寡言的姑父变得更为严肃；姑母从早到晚咬牙切齿，从嘴缝里往外不住地迸发着低微的诅咒：“小日本儿，天打雷劈的！老天爷早晚得收拾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