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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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7章 自古英雄本无主（4）
我父亲嘶哑嗓音吩咐：“戏唱勿下去了，大家先散了哇，包银我随后送到各位府上。”
唱戏的小角色，无权、无势、无钱，想帮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各自默默卸装，悄悄离去。临行前，有的宽慰几句：“解先生，吉人自有天相，侬勿要忒担心。”有的郑重告别：“解先生，啥辰光用得着，到日日得意楼（沪剧艺人聚会之地）来叫一声……”留下寥寥数人，或是相近之友，或是所收之徒。
我父亲派两名徒弟分头飞奔杨敬文和叶峰家，打探情况，再安排两名老成持重者照料后台的水火，以防再生变故。
夫妻俩带着珊珊黯然地走出书场后门，步步拖沓，步步沉重，步步叩问着苍天大地。平心而论，我的父母，两位读书无多的艺伶，出于流淌于血管内的惩恶扬善的祖训，抨击了恶势力的残暴掠夺和无耻。他们当然不会知道，1944年冬，随着法西斯的日暮途穷，侵略者及附逆者的神经犹如狂风中的游丝。
草木皆兵，滥施暴力并不表明强大，只表明脆弱。脆弱的敌人更疯狂，更凶残。
抗战胜利后，由我父母和丁阿姨组班的沪剧团，曾复演《皆曰可杀》。《沪剧周刊》1947年12月6日刊登叶峰所写文章，其中言及“民国三十三年的下半年，东方二楼剧场，黎明剧团的地盘……‘羊角’提供《皆》，因讽刺敌伪太甚，被伪警察局刑事股发觉，……全剧勒令停演，形势十分可怖，现胜利已两年，决定重新上演”。
说明书的复演前言中，我父亲奋笔疾书，言明这出“旨在暴露恶势力的嚣张、残暴与无耻”的戏是如何被“引为禁剧，勒令停演”的，郑重宣告“昔日无端遭禁，今日隆重复演，以示扬眉吐气”。
由此可见，当时欲加之罪的横祸，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于我父母等人的头顶。
从戏场匆匆归家中，我母亲换上家常棉袍，洗手漱口，焚点线香，跪于观音大士前，虔诚地祈求保佑。
小阿婆午睡初醒，正在后客堂捧小茶壶喝茶暖手，慢吞吞，笃悠悠，有滋有味地品味龙井茶香。闻听东厢房有动静，捧小茶壶移碎步观看。奇怪，儿媳跪拜菩萨，儿子倚窗抽烟，袅袅青烟编织成一张网，一张阴沉沉的网。小阿婆拖珊珊到门外，细问根由。珊珊不想和小阿婆多嗦，又不懂怎样婉转言辞，直筒筒、硬邦邦，甩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76号要捉爹！”
小茶壶落地摔成八瓣。“啊呀呀，我的宜兴紫砂壶，碎碎平安，岁岁平安！”她指使珊珊扫净碎片，急慌慌再进东厢房。她看见儿媳从绿色衣橱上拉下一只藤条箱，往里放换洗的衣裳。夫妻俩要出门避难？小阿婆暗自思忖，默默赞同，趋前几步想帮忙整理，顺手取下儿媳搭于床头的睡袍，递将过去。
我母亲摇摇手，合上箱盖，从床边的夜壶箱里取出一厚沓私房钱，走进窗前，牵动丈夫的衣襟。
“做啥？”我父亲从青灰色烟雾中侧转脸颊。自回到家里，他未换衣衫，未出言语，一支接一支抽烟。旧恨新仇，犹如一团烈火，心田里坠着，喉眼里梗着，舌根下烫着，燎烤得他六神无主。想当初，“一·二八”闸北陷入火海，夏福麟的徒弟、自己朝夕相伴的好友华生丧命于日军枪口；“八一三”日寇炮火炸毁了老太太安身立命的帽子店，焚尽了中山社的衣箱；如今，他刚刚有了一份家业，有了一片屋顶，踏上了圆老板梦的门槛，日伪又来寻衅，掀起了重重黑浪，刹那间，他跳不出愤懑，理不清挽回危局的思绪。
“侬去避一避风头，或者去杭嘉湖，或者去苏州，此地的局面，让我来应付。”我母亲递过藤箱，诉说蓄于胸臆的想法。
“啥？不可能！哪能把事情推给侬！”我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
小阿婆打量儿媳，像打量初见的陌生人，尤其听她说出一番入情入理的言辞，不由暗暗赞叹，往日里，左邻右舍常夸儿媳待人接物亲切随和，温软如水，万万想不到，关键时刻，有这般见识决断和胆气。
儿媳柔软的声音回荡于房内，弥散出一股不可抗拒的坚定：“他们要寻的是羊角先生，羊角先生就是侬，瞒得过今朝，瞒不过明朝。侬给他们抓着，吃苦不会小。侬先去避避风头，我一个女人家，留了家里，没啥大关系，还可以打听消息……”
风风火火，两名学徒先后奔入，带来了不祥：杨敬文和叶峰家乱成了一团，两人都被伪警带走了。
空气骤地凝固冷寂，只有呼吸声分外急促和粗重。“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编的戏，出的剧名，我去换他们回来。”话音尚未落地，我父亲冲出了东厢房。
“快，快，快拖他回来！”婆媳俩异口同声惊呼。
珊珊像一支离弦的箭，射出房门，射中了父亲的腿。
两位学徒慌忙赶上，生拉硬拽，拽回了老师。
小阿婆的声音像松散的琴弦，抖抖地劝说：“小毛，小毛，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一家大小想。”一语点醒了梦中人。我父亲听说过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引发的腥风血雨，知道“一柱楼诗案”的结局是满门被祸，无一幸免。
“皆曰可杀”与“皆日可杀”一字之差，若真要指鹿为马，怕也会株连亲族。
事已至此，个人安危不足惜，我父亲渐渐冷静、镇定。他直觉事情不会那么严重，但仍作了最坏结局的安排。他先吩咐两名学徒各自回家，没有通知，不要再来西斯文里，然后又恳切地催促妻子带两个小囡出去避一避；最后走向小阿婆，字字清晰地托付：“娘，侬也一道走，好吧？”他明知婆媳关系的生涩，语气里充溢着恳求和拜托。
东厢房内的空气像一根将要绷断的琴弦。小阿婆的眼角逼沁出粒粒泪珠，我母亲随手打开了收音机，传出了百转千回的越剧，没人能分辨在唱什么，只听见曲调温文、优雅，极婉约，花一般慢慢绽放出轻轻的愁怨。
“关掉，听啥个断命戏！”我父亲的语气有些粗暴。
“屋里乱糟糟，让邻居听见多不好。听听曲，静静心，想想看有啥办法。”我母亲细声慢气地想松弛琴弦。
正忧心如焚，杨敬文家的佣人寻入门内，告知杨老板靠朋友疏通，暂时获释回家；叶峰、羊角之事，请解先生出面设法了断。
我父亲内心雪亮，当初剧团更弦易辙，杨敬文的无奈记忆犹新，今日，羊角编戏惹祸，殃及班主，杨敬文自救之余尚能派佣人报信，已属讲义气，焉能再奢求他出手相援，从报信人的口气听出，寻朋友送厚礼，通关节，或许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母亲也在思忖，当初她不满夏连良的霸道，决然退出上海沪剧社，受到威胁：不帮夏老板唱，就不许帮别的老板唱，否则，请吃一粒铁蚕豆。她万般无奈，想起浦东陶雪生的妻子喜欢听她的戏，恳求陶家出面斡旋，事态才得以平息。
夫妻俩细细商议，再求陶家有诸多不便，两家本无交往，一犹甚之，岂可再乎？况陶家似乎与敌伪并非同道。我父亲斟酌思量，想去托袁锦祥通关节。袁是云南路一带的地头蛇，操纵地界内几个戏院。当年，我父亲为求平安唱戏，曾拜他为小老头子。听说袁锦祥背景复杂，其门派的老头子与敌伪有所交往。身居底层，只能钱帛开路，辗转相托。
上海滩，有钱能使鬼推磨。夫妻俩掏尽了全部私蓄，有纸币，有银元，没有金子，就是缺了黄澄澄的厚重。我母亲舍出了结婚金戒和金色耳环。小阿婆默默去，悄悄来，双手捧了一只明黄色的手帕包，轻轻解开，露出包中两只沉甸甸、亮铮铮的黄金戒指，映出了手帕上的鸳鸯戏水的嫣红。
当儿子的，知道这两只金戒的分量。寡母孤儿度日艰难，小阿婆的金银首饰，早已变卖一空，只留下两只婚戒，其中一只是她丈夫病危时见四下无人，偷偷摘下塞入她的掌心。春秋辗转，她犹能感受到戒指上传达的丈夫的爱怜和温情。再穷再难也不肯出手。
她缓缓地把两只戒指放入儿子手中。儿子的不幸是母亲双倍的不幸。
“娘，我一定要加倍还给侬！”儿子的承诺里融入了哽咽。
珊珊扯拉母亲的棉袍，双手高举，托起她最珍贵的物品，那双簇簇新的雨鞋，红色的，胭脂红。
两岁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见大人都捧牢物件，急忙托起小木鸭，鸭嘴朝上，扁扁的，红红的。
收音机里播起了伦巴舞曲，轻松的旋律，明快的节奏，驱散了洇入房中的沉沉暮色，似有茵茵绿草，亮亮小河，融融阳光，点缀着鸳鸯戏水的嫣红，小雨鞋的胭脂红，小木鸭的杏红，酿就一枚温暖明亮的希望之果。
希望之果再度鼓荡起我父亲的心潮。明知私蓄荡尽，老板梦难圆，他仍然仰天长啸：“我一定要当老板！”
第二部分第8章 浮世从来多聚散（1）
夜天静地，最细微的声音也被千倍百倍地放大。解洪元无法入睡，静静地倾听秋夜的奏鸣。哗啦啦哗啦啦，风掠过谁家天井里栽种的青枝绿叶。喵呜，喵呜，墙根下有两只野猫在斗殴。风住了，野猫握爪言和了，把夜色重新搅出波纹，一声长长的“鸣应”高亢激越，好似京戏的黑头叫板，继之，一串短促的“鸣应，鸣应”跌宕起伏，最后哇的一声，拖腔悠长回荡，韵味醇厚。这种秋蝉的鸣声有点接近解派唱腔。我父亲自嘲地咧开了嘴，蒙蒙地有了睡意。“马桶拎出来！马桶拎出来！”推粪车的人粗门大嗓，犹如弄堂里爆响出雄鸡啼晨，催醒了家家户户的主妇。一扇扇后门推开，一只只马桶拎出，一阵阵竹筅帚拌合蚶子壳清洗马桶的嘈杂，久久不能平息。随后，主妇们纷纷挎菜篮去小菜场，她们大多轻手轻脚，个别心畅意快的嘴角会溜出句把沪剧曲调：“叔叔啊，今年贵庚有多少？”拖腔像一根游丝……
睡意荡然无存，我父亲看看床头柜上的夜光小闹钟，莹莹的走针指向凌晨四点，听听同床共枕的妻室，微微的鼻息声还算匀和。他悄悄地穿衣下床，披上驼色的夹大衣，出后门，穿弄堂，漫无目的地游走。
沉甸甸的心事坠弯了他的眉尖。最近，沪剧圈爆出一件大新闻：文滨剧团的当家小生邵滨孙负债累累，逃匿无踪。
那年月，沪上名流名角，借重自身名望，或参与广告，或兼营商业，并不罕见。1942年4月3日的《申曲日报》上，刊有一则邵滨孙的启事：“从事申曲艺术之余，与百寿堂合作，兼营头痛片，现向社会推荐‘飞虎牌头痛片’。”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名人效应。
商海茫茫，若扑向海市蜃楼，将导致回头无岸。邵滨孙不幸陷入商海漩涡，或曰：他参与合资搞汽车行，亏蚀巨资；或曰：他从事证券交易，全军覆没。据卫鸣岐言，邵滨孙负债一千六百两金子，无力偿还，落荒而逃，逃离了上海滩。
上海滩龙蛇混杂，恶势力横行无忌。欠债不归人命相抵，枪杀案频频曝光。危急关头谁能够江心补漏船，帮扶其重扯云帆呢？
人们把目光投向他，投向我父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