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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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以为可以帮助我那无助的母亲！我以为可以相信组织，但哪里知道“组织”会把信一级转一级，直至转到母亲的顶头上司那里，结果“上级”还以为是母亲唆使我写的。我望着服药后渐渐安静的母亲，泪如泉涌。母亲的眼帘徐徐地合上了，然而在眼角又淌出一条泪的小溪，我用手绢去擦，发现母亲的嘴唇在翕动，把耳朵凑近她的唇边，听见了含含混混却又清清楚楚的几个字：
“孙绍策不是人！不是人！……”
字音轻微，吐出的憎恨怨毒丝丝缕缕布满了整个卧室，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感受过的沉重和悲怆。我睡意全消，关闭了灯，让母亲安睡。我想，我的母亲可是从来不会仇恨一个人的啊！三年前的旧事重又浮现，孙绍策为何要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看外国的《金瓶梅》呢？寒意像一条长虫蹿上了我的后脊，从头到脚的冰凉，全身打战……
1965年我已分配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那一年我和小程结婚了。母亲说等过了年以后携弟弟北上为我补办仪式。很快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突然收到上海寄出的一张高额汇款单：一千五百元。母亲在汇款人留言中写下了祝福。母亲来不了北京了。她成了执行文艺黑线的代表。弟弟信中说家被抄过了，仅存的三两黄金也被抄走了，客厅被封了，母子俩窝居在一间卧室里。收下吧，按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与母亲划不清界线；若退回去，那便作成了母亲转移财产的罪名。我真害怕连累了“根正苗红”的小程，可是他却说，如果还没有结婚，或许会重新考虑，但此时已成为连理枝比翼鸟，就要共患难。这时他还在北外学习，借着大串联他溜到上海，把一千五百元放到母亲掌心里。
不是去划清界线吗？可到了那里，小程忍不住天天去陪她。站在母亲面前的是一个瘦瘦小小的看上去一风都能吹倒的单薄的男孩，但也许心灵的力量与体魄无关，勇敢的关爱是灵魂最不堪重负时候的阳光和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被国家培养了二十年的北大高材生，第一次运用自己的才学不是为建设服务，而是帮助岳母写检查，字斟句酌地想如何能够过关。能够过关吗？不能。“检查”写得再好，也只是检查而已。灵魂触及得再深，造反派也不会认可，大势如此。个人，充其量只是烈日底下的一滴水。试想，一个堂吉诃德能阻止风车的狂转吗？离别时，母亲亲手替小程穿上了一件簇簇新的中山装，无限依恋地对这个依然是一身乡土气的山西女婿说：“侬真好。”
事后才知道，小程去时，家里已一贫如洗，劫后余存的只有弟弟裤兜里的十元钱和母亲钱夹里的四角钱。我如何能想到本想与母亲划清界线的一千五百元竟成了母亲和弟弟的活命钱。
钱啊钱，到底有什么用？旧社会演戏为谋生，为攒钱，有钱就有安全。新社会，母亲演戏为养团，几乎散尽了所有的积蓄，哪知道维持生命依然离不开钱！
那个年代，“左”不但是时髦，更是空气，并或多或少地溶解于每个人的血液里。“文化大革命”之初，我母亲依然像个不谙世事的学生那样单纯，党支部开会，她问：“运动了，要整人了，整啥人，能告诉我吗？我也是党员么。”几天后，她才发现所有矛头对准的是她。1966年我为了帮助母亲，寄了一张大字报给努力沪剧团，以为是帮助了挚爱革命戏的母亲，但哪知我的大字报在努力沪剧团贴出不久，我们报社就收到了一叠大字报，揭发我保母亲顾月珍。大字报布满了报社一条走廊两边的粉墙，使我瞬间出了“名”。接着，我从革命青年的队伍里被“清”走了，先是去给大串联的学生当火头军，后来便是优先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农场。我曾借出差的机会回上海，每天望着母亲带着耻辱，带着创伤，带着欲哭无泪的悲恸回家。我殷勤地帮她宽衣、洗漱、服安眠药，看她依稀睡去。我多么想，多么想用头颅去叩击巨大的风车，然而那满墙满院的大字报挤压出我灵魂深处的胆怯，我不敢过问母亲身处的逆境，唯恐一旦触及引出她更大的伤痛。其实“引出”才是对的，发泄和倾诉虽然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却是能通过沟通减轻心灵重负，能帮助她抗住外部世界的高压，坚持到狂飙逝去的一天。
出差总有归期，我要回京了，分手时母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肩头，问我：“侬工作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吗？”
我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茫然地点点头。
第五部分第18章 寒梅落尽香如故（3）
母亲又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吗？”
我思绪纷乱，三言两语如何说得清这一切，我又稀里糊涂地点点头。
孰料母亲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苍白的两颊升起两朵红云，枯涩的双眼渐渐闪出曾经是那样熟悉的熠熠光彩。她的话清澈如泉情浓似酒：“阿波囡，侬要记牢，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是顶大顶大的幸福！”
母亲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像是穿透了浓雾密障，看见了北京城，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傻了，我呆了，打死我我也想不出母亲会这样理解“幸福”，要知道，她每天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日日处于被批斗的泥淖，依然不忘一生所求的三大愿望。我的眼泪哗哗地下来了，我分不清是为母亲还是为自己……
回到北京，我也因借出差回家探视母亲处于政治高压之下，为了表明革命立场和洗刷自己的清白，我卡断了对母亲和弟弟的供养，甚至中断了平安家书。我能原谅自己吗？不能！此后便成了我永远的一块心病，良知总是在我灵魂安宁的时日来啮噬我。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能像一根木头那样折断吗？不，永远不会。亲情像藕，哪怕是被快刀一刀切断了，依然丝连着丝，丝丝缕缕的根存在于血液里。1969年严冬弟弟来信，说家中已无可典当，无钱购买御寒的衣服。若非山穷水尽弟弟不会告急。这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速速寄上一百元，至于“界线”“立场”，统统见鬼去吧！很快弟弟来信告诉我，母亲穿上了新买的棉毛衫裤。我的泪水长流，我的心永远疼痛，我自责自己的自私，自责自己的懦弱，我总想弥补，弥补对母亲的亏欠。忽然间一纸电报“母亲病危……”
1月14日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暮色苍茫中，弟弟的身边站着父亲，伛偻，萎黄，几近槁木，昔日的风采已荡然无存。我强压酸楚，急急要求直接去医院看母亲。他们一齐缓缓地说：“天黑了，回家放了行李再去。”我说：“我没有行李，随身只一个小包，先去吧。”他们又说：“探视时间已过。”还是执拗地拉我回家。
我看看弟弟再看看父亲，两张麻木的脸，像木偶，像演布袋戏，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那么虚虚的。等走进石门二路卡德公寓402室的顾宅，弟弟的泪珠一串串落下，劈劈啪啪砸向地板，爆裂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姆妈死了……”
我晕眩，我痴傻，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见弟弟的嘴唇在翕动，弟弟吐出的声音纠结成一团团一球球惨白的冰雾，砸下来冻僵了我的心，冻结了我的泪。我冷，我怕，我战栗，白茫茫大脑一片空白。不知为何，父亲和弟弟陪我走向熟悉的厨房，推开通向后阳台的小门，弟弟指着一只小板凳，涕泗滂沱，絮絮叨叨，我恍然明白，这张小板凳是母亲在人间最后的立足点。天下之大，能容下的只有……一只铁手捏碎了我冻僵的心脏，一片片，一星星，像冰屑撒落，我踩上板凳，猛推开窗户，尖利的北风像死神张开黑色的斗篷，四只胳膊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拖离那个家。
那个冰冷的家，破碎的家，悲恸的家。在此后的岁月里，我曾几度回沪，徘徊于卡德公寓402室对面的林阴道，眺望那熟悉的阳台和窗户，久久不忍离去，也不敢上楼，我没有勇气踏入那个套房，再推开那扇通向后阳台的门，去捡拾撒落一地的红红的心脏的碎片。我自觉愧对母亲，只能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苟活下去。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们同去长征医院的太平间，我机械地挪动脚步，身边还有个小姑娘搀扶着我，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是谁，黑黝黝的太平间冰冷，抑不住的惨淡，像尘封的蛛网布满了空间。一个抽屉缓缓拉出，像一团迷雾渐渐靠近，我拨不开眼前的朦胧，父亲的声音浑浊嘶哑：“侬晓得啥人来看侬，阿波囡从北京回来了……”
一道闪电击中我的头颅，我倒在铁抽屉上，看见了我母亲干枯昏晦的面庞，那半合的眼角处有一粒泪珠的晶莹，那微启的双唇间，依然闪出几颗洁白的贝齿。茫茫的虚空里，浮现出黑人牙膏的古老广告，那戴着高筒礼帽的黑人，露出晶亮的牙齿，在微笑，苦笑，狞笑……母亲，你是一支被挤扁挤干的黑人牙膏！
我弯下去，脸对脸地贴着母亲，冰冷；我摸摸母亲的纤手，冰冷。冷啊，怎么可以这么冰冷？我木木地解开棉袄的衣扣，笨笨地褪去一只袖子，我希冀以我的体温温暖我的母亲，我希望和我的母亲合为一体！母亲，我要你回来！请你回来一次，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作为一个女儿的责任！我爱你，我们都需要你，我要……
父亲和弟弟见我举止失常，便寸步不离。弟弟也迷迷糊糊，张口闭口都是母亲生前的琐事，我睁眼闭眼全是母亲生前的模样……
母亲说过：“阿波囡，我将来不是自杀就是发疯！”母亲走了第一条路，年方四十九岁。
为什么？为什么？母亲错以为“文化大革命”会像历次运动一样，支持自己唱革命戏做革命人，自认为解放以后一直是紧跟正确路线，在逆境中坚守，在苦难中抗争，忍受带血的皮带，忍受长夜无归的检查，忍受冰天雪地里倾倒粪桶，差一点滑进粪坑的折磨……这么柔弱的病歪歪的母亲却从不低头，拒不承认反党。
1月16日，母亲将在宝兴路火葬场化为一缕轻烟，送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