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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第53章

小说: 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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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都以她为重,唯她是瞻;可是丁阿姨爱我们的父亲么?常言道爱屋及乌,如果爱,哪怕不是太多,也该为他想想,给他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的面子。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刺伤了我们做儿女的自尊心,觉得阿姨与父亲的婚姻像一个不平等条约,阿姨是强国大国,父亲像弱小民族,以至于我和弟弟一直以为父亲和我们一样,心底里深爱着我们的母亲、他的前妻,只是因为怕丁阿姨……但父亲的泪水击溃了我的自信,勾出我发自内心的疼痛。爱,哪怕是对于父辈的爱,也一样有排他性。    
    在沪剧院里,有人背着丁阿姨送给她一个绰号:“假人头”。那么真的在哪里呢?从我弟妹们的嘴里,听到的是丁阿姨的另一面。在1971年上海城上山下乡的热潮中,丁阿姨主动去居委会表态:“我们响应党的号召,解惠芳应该上山下乡,越远越好。”紧接着,惠儿就于10月5日去了位于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兵团。六十年代,我从上海到北京读书都觉得南北的生活差异很大,而小妹只身去了北方边陲,这日子可想而知。我父亲于心不忍,割舍不下,曾数度嘱我给惠儿邮寄酱菜饼干等等。1980年,政策规定儿女可以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父亲以自己的退休换来惠儿返沪,进入了上海市博物馆。本来文化局领导说,解洪元可以不退,解惠芳可以因患有高血压办理回沪。但丁阿姨和我父亲都不肯,因为他们要照章办事。解惠芳回来后,父亲就退休回家了。丁阿姨屡屡对惠儿说:“侬要想想清爽,爹爹为侬作出多少牺牲!”    
    1982年春,解惠芳跟一同在兵团的男友成婚,男友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男方双亲登门求亲时,丁阿姨只露了一面,男方家长庆婚设宴,丁阿姨不去,也不让我父亲去。她说一声婚事新办,送嫁的只有潘小海一人。    
    次年惠儿难产,三日三夜挣扎于血水中,新女婿向她求助,她冷冷地说:“寻我做啥?寻他们单位去!”惠儿出阁,丁阿姨花四五百元买了一台电视机作陪嫁,却要惠儿每月支付十五元,一年后她才免去小夫妻俩支付。    
    丁阿姨从香港旅游回来,箱满包鼓,给惠儿一件薄尼龙衫,又把一件穿过几冬的手织毛衣扔给惠儿,显出一副心疼的样子,憨厚倔犟的解惠芳当即把一个月的工资掏了给她,她居然照收不误。复出后的丁阿姨不太重钱财,但对惠儿却一直斤斤计较。在落实政策的大潮里,丁阿姨经过两度春秋的努力,于1984年要回1958年响应号召让出的底楼。收回底楼后,她把后间给了潘小海作新房,只把二楼转角处的一小间阁楼给了解惠芳,让他们一家三口从婆家搬回。一座小楼住三家显然是有些挤,等到小海生子,也许是潘门有后勾起丁阿姨对湖州潘家兜小村的全部记忆,她后悔不该让惠儿一家挤入潘家私地。在大上海,没有比房子更金贵的东西了。丁阿姨佯装提出三家分而治之,结果只有惠儿一家单起炉灶。随之经常借故滋事,甚至把解惠芳女儿吃下的瓜子壳扫起来倒在惠儿的房门口,做出来的事情与里弄的家庭妇女差不了多少。    
    


第五部分第19章 人自伤心水自流(3)

    我母亲坠楼后,石门二路的居处被收走。丁阿姨劝慰我弟弟:“姆妈过世了,侬自家想开点,每月休假就回华亭路。” 她的语气极诚恳,态度极和善,这样的话温暖了一个少年的心。 当时我弟弟在奉贤星火农场劳动,回来休假时就住在丁宅。    
    1975年底,我弟弟上调回沪,户口落在何处,成了老大问题。接受的工厂认为,应该落到父亲家,丁阿姨却不愿意收留。几经交涉,丁阿姨勉强同意,让他挤住在老夫妻卧室前的阳台上。一张三人沙发代床,一只高茶几代桌,算是我弟弟栖息的一个空间。    
    初初两代人相处尚属平安。弟弟不像我,生性比较温和乖巧,丁阿姨并不反感他。然而亲娘的冤死总是难以让人释怀,有一天,我弟弟把母亲的遗像放在了小桌子上。丁阿姨很不高兴,她要弟弟收起来,弟弟没吭声。两双眼睛对峙,泄露了深深浅浅的不友善。一方作为女主人,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一方作为苦主之子,有着悲屈不伸的怨愤。血气方刚的怨愤最具杀伤力,女主人的目光被折断了,她转身而去,把落地玻璃窗带出一片稀里哗啦。    
    两天后,父亲劝儿子“不要放,阿姨不高兴”,可我弟弟的伤口已被撕裂,他痛心父亲的懦弱。年轻人自然很难理解老父的委曲求全。按理形势在渐渐好起来,母亲坠楼身亡的这一年父亲喜获解放,两年后丁阿姨也重获人权,生活依稀出现几丝希望之光。我母亲还没有平反,丁是娥越是想表现进步与革命,越是战战兢兢。在她奋力前行的时候,不允许脚下有任何羁绊。我弟弟的小朋友来家弹弹吉他,丁阿姨斥之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弟弟买了辆新自行车放于过道里,这是用一年的积蓄才购置的一件贵重物品,要说多宝贝就有多宝贝,但丁阿姨说妨碍交通,指使潘小海搬到墙门外面去,于是两人就吵了起来。此时,父亲不在现场,丁阿姨又装聋作哑,自管自地蹲着身拭擦楼梯扶手。我弟弟当然明白潘小海仅是马前卒,他觉得自己一味地忍让,忍让,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一团怒火从他的脚底升起:“我要到剧团去告侬,用不着侬挖空心思赶我走,我一年之内离开华亭路!”    
    丁阿姨猝不及防,她没有想到,看上去像解洪元一样懦弱的星儿也会反抗,好久,她才缓缓起身,把抹布摔在栏杆上,抛出的字像一个个冰球:“好。侬有志气,我欢送!”    
    父亲的懦弱令他觉得屈辱,而丁阿姨发威更令他忍无可忍,刚成年的弟弟重重地拍击栏杆,发出毒誓:“我一定去告,要让剧团的人晓得侬的真面貌!”    
    丁阿姨背转身,拾级上楼,留下一个傲然的背影。她怕什么,有解洪元挡着呢!他的儿子他收拾。果然,父亲慌慌张张地被召回,惊落了双唇的血色,苦口婆心地劝儿子息怒。我弟弟久久压抑的个性像引爆前的炸弹,一经点燃就很难收场,他执意要出门告状。父亲一双簌簌发抖的手扯住了他的衣襟,四目相对,我弟弟看见了镜片后的泪光点点,脚下滞涩了,片刻的停顿,少许的迟疑,终又被年轻人的任性撕破,他依然夺门而走。    
    “回来!”一句声嘶力竭的断喝,随即化成了苦苦哀求,“回来,我求求侬,不要再闹。侬看看我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还能活几年?侬就不能太平一点点。”    
    轰隆隆一声响,我的老父亲跪在了儿子面前,老泪纵横。古言“男儿膝下有黄金”,但自进入丁宅花园小楼,父亲的钙质正一点一点流失,最后会为了息事宁人跪求亲子!    
    状,可以不告;家,不能不找。终于,我弟弟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也许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圣人,我的丁阿姨也是这样。    
    从父亲婚变后,我一直不认丁是娥,因为我看不惯她的专横和自私,看不惯她对待父亲的凶狠,直到我工作了才在父亲的劝说下勉强张口叫她一声“丁阿姨”。我们两人就像两头斗牛撞在一起,丁是娥用僵硬的口气向别人介绍:“这是解洪元的女儿解波。”    
    久而久之父亲也不再叫我“阿波囡”,而是连名带姓地称“解波”。我内心惊叹丁阿姨对我父亲的影响力,又丝丝缕缕地浮出几丝凄清。    
    再往后,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记者出入丁宅。为她整理《谈艺篇》的时候,丁阿姨主动修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她会因我回沪派车,不许我住招待所而一定要我回家,并亲手替我铺床;她赴京开会,临走还嘱咐家人一定要买我爱吃的菜肴,别让我营养不良;一定要在房内生火,别把我冻着等等。丁阿姨做这一切的时候感情十分投入,自然而亲切,仿佛她这辈子一直是这样对我的,可我面对倾盆大雨似的爱怜缺乏耐受力,有时甚至会激出一阵鸡皮疙瘩。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责怪自己心胸太小,芥蒂太深;也许,在我与丁阿姨之间横亘着一个孤苦无依的母亲,内心深处隐隐约约地觉得是丁阿姨抢走了我的父亲……    
    在很长时间里,丁阿姨在我们姐弟和妹妹惠芳心里,始终画不出一个高大的社会形象。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们曲解了她?丁阿姨身上有爱的体现吗?她生前的一份小结里说自己“三有三缺”:“有干劲缺稳重;有主见缺虚心;有热情缺感情。”说得很坦诚,很清醒,可她自言的“感情”指什么,她真的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谁也不爱么?好像也不是。解放前,她这个单身女子最多的时候养了潘家十几口人:破落后的潘家子侄,还有胞弟胞妹和父亲;那时候她挂头牌,双包银,当老板还有分成,但大多时候是进来的钱不如流出去的快。到了解放后,挣钱只有工资一个途径了,养不了太多的人,但还是养着一个领来的潘莉莉,过继了一个潘小海,还有一个无法赶走的解惠芳,似乎在企求什么。每当她辛苦一天回来,也许会像常人一样希望寻找家的感觉,家的放松和圆满,但其实家是一个最琐碎最烦心的地方,也许她关起门来总觉得吃亏:替解家养孩子,替潘家养孩子,养来养去没有一个是自己的骨血。所以她宁愿在外面也不愿在家里,一到了外面,她就与所有的女人和男人平起平坐,并成为一个熠熠生辉的公众人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或者是“演革命戏,做革命人”,世人拿仰视的目光看她,她的心胸由此拓展得很大很宽,以至于容得下无亲无故的失足青年。可是长久地尖起心去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久而久之,难免也要找一个地方宣泄压抑的情绪。家就成了她可以随性的地方,面对这七高八低的家人,她就烦躁,懊恼,就小心眼,就会与所有的居家女人一样不见气度,只见力度,拿出唱样板戏的嗓子来颐使气指,并暴跳如雷地发脾气,等等。对于这一切我父亲不生气,也不埋怨,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父亲真正理解她,宽容她,欣赏她。大约真爱一个人,连她所有的缺点也一概包容了。    
    我父亲曾经是丁阿姨的拐棍,她的唱红和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我父亲的帮衬,可自五十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他们的家庭生活一直处于不和谐状态,用上海话说总是“鸡鸡狗狗”,而我父亲为了忍让一退再退,为了避免和丁阿姨发生正面冲突,经常拎着那只藤篮去公园,找人下棋,找人说话,饿了随便哪里买一碗面吃,于是那只破旧的藤篮便成了他在这座城市里漂泊的第二个家。丁阿姨的许多行为显示不认同我的父亲,她会当着我父亲的面,把一个和真人差不多的芭比娃娃放在餐桌的对面座椅上,让保姆烧两碗面,一人一碗,旁若无人地和对面的“丁是娥”聊天,共庆生日:“潘永华(阿姨的真名),侬是个命苦的人,从小没有娘,九岁就唱戏,唱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可见丁阿姨的心底里有一份倔强的不肯被理解的孤独。我父亲受不了这样的奚落就提着他的“第二个家”去公园。然而经过了“文革”的磨难,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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