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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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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汉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汉帝国吏治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上派下举。
  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
  ◆汉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
  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
  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
  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汉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
  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汉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8′
  西汉前期,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一般说,还没有发展到激化的程度,地主与商贾间矛盾也是和缓的。但是汉武帝对外连年大用兵,战争使国内各种矛盾都激化起来。


◎12法则在大汉(2)


  汉武帝为取得大量财物,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穷困破产,富人乘机大掠夺。董仲舒说:富人拥有大片田地,穷人连放个锥尖的地方也没有。农民在朝廷与富人双重剥削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进行小规模的武装反抗,但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汉武帝打击了一部分地主豪强和大部分商贾豪强,这些都是农民所痛恨的。汉武帝在临死前三年,表示对战争的忏悔,下诏说:“今天的要务在于力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改善的农具和技术。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长期的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王莽改制造成的混乱加速了大起义的爆发。起义军逐渐汇成为三大支,就是在今湖北地区的绿林军、山东地区的赤眉军和河北地区的铜马军等。
  光武中兴并没有解决社会的尖锐问题,东汉末年,广泛流传的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预示着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即将到来。黄巾大起义引发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
  ◆汉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9′
  司马光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
  现代史学家雷海宗也认为:“汉和帝以下百年间是汉室逐渐灭亡的时期,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和帝以后,天子多年少,基本上不掌握实权。
  灵帝和桓帝两朝甚至成了政治最黑暗腐败的代名词。诸葛亮在《出师表》里云:“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汉灵帝则兴趣不在国家大事,所以大权旁落于外戚、宦官。灵帝另一昏聩之处在于卖官鬻爵。灵帝朝卖官明码实价、公开招标。巨鹿太守司马直刚上任,朝廷就伸手要钱。司马直是个清官,决定辞官。朝廷不准,司马直只好在上任的路上自杀,临终前写下一份遗书,痛斥朝廷卖官,实在是祸国殃民,是亡国的象征!司马直死后朝廷卖官变本加厉。曹操的父亲曹嵩官居太尉,都是花钱买的。
  ◆汉帝国抵抗外族入侵的能力——防御薄弱指数7′
  秦始皇没有解决的匈奴问题,到了汉朝,成为了入侵的常客。
  西汉前期,对匈奴实行羁縻政策,主要是汉匈“和亲”政策;可是这时的匈奴一再南侵,曾火烧汉朝的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烽火通于甘泉、长安。”迫使文、景二帝一面继续执行与匈奴“和亲”政策;一面储备军粮,增殖马匹,训练士卒,准备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以后,开始对匈奴进行战争。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汉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以六十万吏卒屯田,加强防守。汉元帝以宫人王嫱(字昭君)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从此友好相处。
  东汉,匈奴贵族为争夺单于继承权而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史称南匈奴和北匈奴。光武帝后期,北单于向汉求和亲,遭拒绝。明帝时,北匈奴又一再侵扰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进击北匈奴。北匈奴一再被击败。
  ◆汉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
  两汉的灭亡都与天灾人祸直接相关。
  西汉汉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当今农民有七种损丧:水灾旱灾,一损丧;朝廷横征暴敛,二损丧;官吏假公济私,贪得无厌,三损丧;豪强大姓,兼并不止,四损丧;徭役繁多,农桑失时,五损丧;主管乡里的人鸣起鼓来,农民不分男女,都得抛弃作业,赶到路上去搜捕盗贼,六损丧;盗贼掠夺农民财物,七损丧。单是七种损丧还好,更有七条死路:官吏任意打死人,一死路;刑罚苛刻,二死路;冤狱陷害无罪人,三死路;盗贼横行,四死路;报怨寻仇,互相杀害,五死路;饥饿无救,六死路;时疫流行,七死路。”
  平帝时黄河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许多人在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东汉末年,豪强争霸,人祸不断,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据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记载如下:
  屠杀——190年,董卓驱迫洛阳地区百姓迁往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二百里内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烧毁。193年,曹操攻徐州,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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