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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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代二宗好不容易摆平了安史之乱，却依然没有遏制住大唐江河日下的大势。因为肃代父子的血酬之举，唐朝也背负上了骂名——“第一个签订条约割地丧权辱国的朝代”。
5、不厚道的“钦差大臣”
在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讽刺戏剧《钦差大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狐假虎威的巡察官形象。钦差大臣微服出访的消息使市长安东和他属下的众官吏魂飞魄散、手忙脚乱。惊惶失措的众官吏，心虚胆怯，误将饥肠辘辘、因拖欠房租、餐费被困在旅馆的彼得堡十二品小文官赫列斯塔科夫当成微服私访的钦差，大献殷勤。赫列斯塔科夫趁机向市长借钱，进而住进市长家中。众官吏轮番晋见，想方设法行贿，赫列斯塔科夫以借为名，一一照收，还逢场作戏地与市长的妻子、女儿调情，并与市长女儿订下婚约。随后坐上特意为他准备的三套马车扬长而去。当市长一家大宴宾客，幻想着飞黄腾达之时，邮政局长偷拆赫列斯塔科夫寄往彼得堡嘲弄众官吏的信件，得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钦差。
戏剧自始至终都是围绕一个“冒牌货”而展开，从中我们却不难看出当时俄国钦差大臣的影响力有多大。尽管如此，俄国钦差大臣终究还没有失去本分，他们仍旧在执行巡视地方的职责。比起大唐的“钦差大臣”，可谓小巫见大巫，厚道多了。
那么，大唐的“钦差大臣”到底有多厉害呢？“钦差大臣”与藩镇割据有什么关联呢？
据钱穆大师考察，大唐的“钦差大臣”叫观察使。唐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右御史监察州县地方政府。监察中央的叫“分察”，监察地方的叫“分巡”。唐德宗时，分巡把全国划为十道，派去监察之御史，称为监察使，后改巡察按察诸称，最后称为观察使，意即观察地方行政。
从此可见，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履行监察之职。但因为常常停驻地方，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地方行政，本来只有府县二级，因此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巡视边疆的观察使，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就成了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内，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掌控用人大权。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就形成为“藩镇”。藩是保卫，镇指军镇。朝廷让巡视边疆的观察使设置军镇，本意在中央集权，保卫自身安全，而演变所极，尾大不掉，发展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
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让他们统治原安史所占之地。其中：
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
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
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
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
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
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从唐宪宗起，忍无可忍的唐帝国开始讨伐叛镇。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霸占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被部将所杀。这3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
809年，河北三镇中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运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然而，好景不长。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
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
火上浇油的是，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
柏杨说：“历史的规律是，纯高压并不能制止叛乱。”藩镇的抗拒，使割据愈演愈烈。
让我们再梳理一下大唐“钦差大臣”的演变过程吧：唐帝国追求中央集权，由中央派大吏到外面去巡察；观察使剥夺地方官职权，成为领地“大哥大”；“钦差大臣”定居，全权代理，坐大地方。一句话，藩镇割据的实质是，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终把唐朝消灭了。
6、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1）
唐末的天下呈现了三足鼎立之势：长江以北，大体以黄河为界，大河以北是藩镇割据所辖区；大河以南是唐朝统治区。长江以南则为流寇流窜之所。
藩镇割据，军阀作乱，虽然把天下瓜分成条块，严重的时候一片乌烟瘴气，但是军阀永远不成气候。因为军阀往往以单纯的武力来压制很小的地区，讲究“我的地盘我做主”，彼此间本身就是一个制衡。自身利益的过多考虑，使得彼此间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概率很小。
而流寇的杀伤力就要严重的多了，流寇的可怕在于一个“流”字，就是流动性，他们见缝扎针，“打一炮换一个地方”，危害范围广，袭击也不确定。所以，藩镇割据多年，唐朝依然有招架之力，而流窜南北的黄巢起义军，短短六年，一举使唐帝国全面崩溃。
藩镇遇上流寇还畏惧三分呢。黄巢起义本来不能持续那么久的，唐王朝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的时候，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使起义之势愈演愈烈。
毛泽东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起义造反，无论怎么演义，都脱不了一条：被逼无奈＋有机可乘。
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
农民不好过，商人更不好过。纯商人不容易立足，必须与官员结合，或是商人兼任官员，或是官员兼营商业，官商之间，很难区别。当权官员的惊人奢侈和必须付出的惊人贿赂，使他们永无间断地需要大量的外国珠宝，如玛瑙、翡翠之类。购买这些珠宝的巨款，全靠冤狱。举一个例子即可明了，当农民们辛苦织成绸缎之后，官员并不需要拿钱购买，他只要把农人逮捕入狱，指控他谋反就可以了。等到农民悉数缴出他的产品之后，自然会得到平反或赦免。占中国出口货物大宗的丝织品，所带给农民的不是财富，而是灾祸。
当时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涌现了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公元８７４年，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河南长垣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