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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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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书,藏之金匮,交宫人密藏,所以又叫“昭宪顾命”。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所谓“金匮之盟”,实际是宋太宗的杜撰和虚构。
  侯扬方认为,应考虑到宋初方承五代之乱,当时不仅北方的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威胁中原,而且中央集权局面尚未形成,四方割据,强藩军权未削。在此形势下,需要一位有丰富阅历及威望的君主,来承担君临天下、统一四方的重任。而继太祖后君位非太宗莫属,德昭难以胜任。太祖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以太宗为亲王京尹居储君之位,何况太宗又有开国之功。而昭宪太后临终前有此顾命,是有可能的。
  无论是真是假,却都体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宫廷暗斗,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我们探讨一下“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两件政治疑案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而皇位继承之谜,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宋太宗心理压力极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威望未建,而内患频作,导致无暇顾及政治大计,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尽管经济文化均有发展,但积贫积弱之势已现,给大宋后世带来了莫大危害。


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事实上,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并非长期赤字。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清代王夫之就在《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从表面现象看,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方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他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惟有议和对双方都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用现代的语言说,花钱买安定。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视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在后文具体叙述)。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唐朝曾经辉煌过100多年,但“安史之乱”后到灭亡150多年,时间和整个北宋差不多,地盘比北宋大不了多少,如果减去藩镇割据的地区,中央所能控制的地方比北宋还少得多。它还常常受回纥、吐蕃等国的欺负,农民造反的困扰,军阀的威胁,也曾被攻破京城,也曾为了酬谢回纥帮助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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