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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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科技的发达是世界闻名的，四大发明中有三项都出自宋朝，其中指南针和火药在军事上大有可用，但它们在宋廷的军队作战过程中是否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大多的教科书对这一点持肯定态度，但很多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科技的发达对宋朝的国力没有明显帮助，至多只能算是点缀。有防御实力而频频受辱，的确让人愈加痛心。
◆宋帝国抗击天灾人祸的能力——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
关于宋帝国天灾人祸的史料不是很多，学者张文在其论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有过相关研究：
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灾害多发期。在诸种灾害中，以水旱两灾最为频繁，也最具危害。根据受灾情况，宋人将灾害分为不同等级，并据此进行不同程度的赈济，此举大大提高了宋朝的荒政管理水平，显示了两宋时期在荒政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与先秦时期相比，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制度化，并成为指导宋人赈灾救荒实践的主要原则。宋朝的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超越。
看来宋帝国凭借超强的财富实力，在赈灾方面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宋帝国对宫廷后闱的控制能力——宫廷不稳定指数5′
宋帝国另一个值得称颂的是，少有阉祸作乱，也无后宫政变和外戚当权。当然，历代后宫争斗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是不窜乱朝纲，就是帝国大幸了。宋朝末年谢太后当政也是出于无奈，诚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谢太后尚算是一位主观上进的辅佐者，只是时运不济罢了。
◆宋帝国振衰起废的变革能力——应变力匮乏指数7′
在宋帝国中期，曾经发生过两次企图振衰起废的变革，结果都未能如愿。
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时，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结果新政的推行，触犯了那些势官权贵的利益。如庆历三年十月，由中书与枢密院共同选拔各路的转运使。范仲淹在提名时，翻阅名册，凡庸碌无才的就一笔勾去。富弼对他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说：“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的阻力，有人于是诬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党”。很快范仲淹、富弼被以更张纲纪，纷扰国经等罪名贬黜，新法宣布作废，“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设计的改革方案可谓全面出击，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但改革的结局也未能实现富国强兵的预想，没有拯救宋帝国的衰败命运，甚至连改革者本身也遭不幸。
纪宝成教授认为，宋朝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其深重，内忧外患交相侵逼，而且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阻力无比强大。
◆帝国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讲到中国的地方行政，只能说是汉代好，唐代比较还好，宋代就太差了。”（钱穆语）
宋朝鉴于大唐藩镇割据的教训，对于地方的控制相当重视。观宋一代，确实无地方作乱中央的事件。但是，物极必反，宋朝对于地方的控制实际上过了头。
◎12法则在大宋（3）
举个简单的事实：金兵内侵，汴京一失，全国瓦解，缘何？宋帝国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造成地方日趋贫弱，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钱穆甚至认为，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只暂时派中央官员来兼管地方事。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
◆宋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宋朝开辟了亡于夷族的先河，很多史学家认为与其民族政策有关。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宋帝国采取了和平善让的政策。这一政策为辽金的汉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辽宋议和之后，保持了长时期的和平共处（共119年，1004~1122年）。而金朝则成为一个典型的北方民族汉化王朝。金朝中期，金世宗和章宗为了遏止女真人的汉化趋势，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企图保存女真民族传统，但却未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汉文化的抵抗。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和平善让的民族政策虽然使得宋夏金得以共存，但是由于这一政策对于强悍的蒙元不管用，导致宋帝国的和谐之梦始终难以实现。相当一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正是宋帝国的忍让刺激了蒙元的崛起，导致了宋金的亡国。蒙元初期，人们就曾以“金以儒亡”说来解释金朝的亡国原因。
学者刘浦江对此的解释是：其一，女真人的汉化改变了他们质朴的民族传统，养成懒惰奢靡的生活作风，使这个民族最终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梅毅先生在他的新作中作了这样一个很让人期冀的假设：“如果南宋对金不搞姑息议和那套投降伎俩，不断深入进击，派军队攻伐中原，这样的话，不仅可以练兵鼓励士气，更可以宣威北方，使女真以外的后起少数民族闻之警惕，对宋朝心存畏惧之心。反过来讲，宋金争斗不息，金也会持志不懈，日习于战，不会消沦其昔日的勇武好斗。”（《刀锋上的文明——宋辽金西夏的另类历史》）
历史毕竟经不起假设，宋帝国在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采取了内敛外放的民族政策，非但未能奏出大和谐之音，反而引火上身。
结论：大宋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9′＋税赋沉重指数9′＋舆论钳制指数8′＋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10′＋物资储备不足指数4′＋宫廷不稳定指数5′＋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7分
（赵匡胤）（神宗，王安石变法）（高宗）（帝）
960 106911271279（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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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97′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楔子（1）
用蒙古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自己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蒙古人自己编的《蒙古秘史》有记载：苍狼和白鹿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他们奉上天之命降生到人间。
《多桑蒙古史》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有蒙古人告窝阔台言：前夜伊斯兰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尽害其畜群。窝阔台以千巴里失购此狼，以羊一群赏来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释之，曰：‘俾其以所经危险往告同辈，离此他适。’狼甫被释，猎犬群起杀之。窝阔台见之忧甚，入帐默久久之，然后语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寿。孰知其难逃定命，此事于我非吉兆也。’其后未久，此汗国死。”从这段故事分析，放狼生，天可增寿，说明狼是吉祥物，吉祥物被毁，必是凶兆，自己的生命也难于久留人世。窝阔台把帝王的休咎与狼的生死联系起来的看法，可窥视蒙古人对狼的崇拜心理积淀至深。
蒙古民间也流传着狼童的传说故事：从前，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一只母狼带领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们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不知他为何人所生，便起名为“沙鲁”。及其能言，沙鲁能听懂各种动物语言；及壮应征入伍，随成吉思汗征战。一次宿营，沙鲁听狼嚎，便告诉头领有洪水之灾，必须易地扎营。果然夜间风雨交加，原营地被洪水淹没。从此，凡夜宿营，头领问沙鲁便知吉凶。
前不久流行的充满怀旧与野性呼唤的蒙古题材小说《狼图腾》，更是把蒙古与狼的关系再次“实证化”。在蒙古人眼里，狼是腾格里（上天）派来保护草原的使者。蒙古牧民对狼相当敬畏，人死了尸首还要喂狼，认为只有这样灵魂才能升上腾格里。
苍狼在蒙古语中读为：勃儿帖赤那。有人说中国的名称“China”是来源于蒙古语“狼”的音译。
楔子（2）
元朝（1271年~1368年）自忽必烈定国号起，历11帝，共98年。从成吉思汗建国算起，历15帝，163年。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北到西伯利亚，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北至鄂霍次克海。其疆域之广，居中国各朝之冠。据《元史》记载：“元”的命名，是元世祖忽必烈定的。取《易经》上“大哉乾元”句中的“元”，有大、首等意思。但也有人认为与蒙古人的风俗与图腾有关，有的认为与佛教有关。元朝的国号全称是“大元”，不同于大汉、大唐加大为尊称，而是本身就为国号的一部分。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意思是，夷狄到了中原，习用了华夏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了华夏族，而华夏族如果进入了边远地区，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成为了夷狄。然而，蒙古族在入住中原后，显然让孔子失望了。尽管忽必烈也听从了耶律楚材“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的规劝，但是在汉化问题上始终大打折扣。
蒙古以游牧民族而入主中国，所凭借的是强盛的武力。蒙元的统治者重武轻文，统一全国后，元室惟恐汉人不服，遂施行高压统治方式。比如采取强分民族等级，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实行军事管制，加强对汉人的防范；掠夺民间财富，夺取农民耕地，改做牧场；压抑士人地位，据史料记载，当时社会的职业有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仅在乞丐之上。
今天，有的地方还有立夏之日称人的习俗。据说，立夏时称人的来历源于元朝。元朝统治中国时，每10户居民要供养一个来监督的蒙古人。此人来时，要称一称体重，直到立夏这天要复称一次，少一两要用银子来补凑，所以这10户居民天天要将上等食物供他吃，恐怕体重减了要赔银子，赔不出银子轻则坐牢，重则丧命。后来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但这个习俗民间一直流传下来，而称的对象改作称自己的家人了。
元朝的高压政策，造成不少负面的影响，加速了自身的灭亡。自从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全国各地的抗元斗争，始终未曾止息过。汉族的反抗本已使元室统治不得安宁，而元朝皇室又经常内讧，宫廷政变、后妃之祸、权臣专政不断出现，使国家的元气大伤。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执政时间虽然不短，但他后期不理朝政，恣意淫逸，使元朝统治更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