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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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一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于异己的人才如此暂且不论，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在远景渗透上，秦始皇采取的形式化宣传做法，根本不奏效。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始皇还采取了强迫性的广告宣传。这种与今天广告“标王”铺天盖地的王婆卖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并没有买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邹县峄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业，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起土坛，举行祭天盛典。下山时，突然风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树下，因此赐封那棵树为“五大夫”，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在石碑上镌刻碑文。后沿着渤海岸往东走，途经黄县、腄县，攀上成山的顶峰，登上芝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兴，曾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
史书对此有记载：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称做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到达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着在海上一起议论皇帝的功德。都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过千里，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见与否各异。互相攻伐侵犯，暴乱残杀不止，还要刻金镂石，立碑夸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识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压迫远方，其实不称其名，所以不能久长。他们还未死，诸侯业已背叛，法令名存实亡。当今皇帝统一海内，全国设立郡县，天下安定太平。显明祖先宗庙，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号大成。群臣齐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树作典范永恒。”
事实上，除了簇拥他的大臣们一片附和声外，并无百姓的认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不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１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
6、法家胜也？败也？
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嗜权成痴的个性与攻击性极强的人格力量，容易与“严而少恩”的法家理论一拍即合。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
其二，法家崇尚统一，即“法令由一统”、“政令皆出于上”。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与秦始皇的宏伟理想不谋而合。在法家理论合法化的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统一了货币，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
其三，法家思想主张“法治”重刑罚，这与秦始皇“治乱世用重典”的信念又非常一致。在统一国家草创之初，基于六国初定，人心未稳的局面，为确保大一统局面而严刑峻法治天下，定人心，诛叛逆，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那么，法家的遗憾又在哪里？
关键在于，秦始皇对于法家的理解与篡改。换句话说，法家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完整体被采用过。
公孙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刑”、“重赏”。不过，公孙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而韩非本人也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即是说，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不过韩非也保留警告：“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不过，秦始皇采纳的更干脆。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最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他的宠臣李斯则更露骨：“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只能严厉处罚违法的臣民，却不能保障守法的臣民不受到非法的伤害。换句话说，韩非的法治对于臣民来说只会受其害不会受其惠。连商鞅、韩非本人都无法依法保护自己的生命，难免会受到臣民的反对。
为了落实被精简为重刑的法治，秦帝国制定出了名目繁多、让人毛骨悚然的“法”条。以死刑为例，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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