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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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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于拉往马司南路第二特区监狱。抗战前夕,李士英获释出狱,又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
第3节 新的任务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这几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白天,郊区下了一场潮湿闷热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气就变得特别晴朗、温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镜子般的天空上一块云彩都没有,西边的天空已变成了玫瑰色。
  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把脸埋到湿润的大地里。大地散发着蘑菇和树林的气息。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有着“梅季希基地”这个神秘名称的隐秘射击场,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然而,两发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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