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 2006年第10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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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个神祇的秘密；它将一代又一代地活在孩于们的心里。可惜；孩子一旦成人就把心里那个秘密忘了；而且一点儿也不懂得自己的孩子；一点也没想到那孩子便是自己的过去。而孩子却一直被那可怕的秘密烧灼着；直到成年。这大概就是人类的悲剧所在。
如果有一个成年人记往并懂得孩子的秘密；那么她一定是“得有神助的人物”；她的名字应该叫“作家”。
5
我的平凡而怪异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经想自杀；我曾经一次次地走向一个靶场；盼望一颗流弹飞来结束我小小的生命。我无数次地幻想在我死后或许能获得生时无法得到的爱。我想象着母亲会为我哭泣；一想到这个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就这样我长到十三岁；在我身体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我再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新的恐惧来临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长大；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走向大街上那些肥臀妇人的行列。我在一篇小说《末日的阳光》中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感情；那篇小说写了一个十三岁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的恐惧和困惑——这恐惧与困惑是双重的；因为当时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当然；除了恐惧与困惑之外；女孩还有着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一个幻想中的青年男子——沉默、严肃、富有献身热情；与女孩有着一种纯粹属于青春的、蒙眬而纯洁的爱恋。人都是需要自欺的；失去母爱的女孩用一种遥远的情爱幻想来欺骗自己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自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逃离；用一种遥远的幻想来逃离现世。但是这种逃离实际上十分残忍：它使我对于蒙眬初起的性意识陷入了一种渴望、恐惧与弃绝的矛盾与危机之中。幻想和白日梦是我唯一的享受。一个朋友说我是“浪漫主义最后的一颗棺材钉”——我当时以此为荣。永远作为第二性的女人。
也许我的从女孩到女人的过渡期过于漫长；所以一成为了女人便已历尽沧桑。我真正被抛掷到一个孤立无援的荒岛上是大学毕业、结婚、分配工作之后。那时；我童年的神已经消逝。我的灵魂常常因为心里空空荡荡而产生一种巨痛。我羡慕周围许多没有灵魂的空心人。我深知没有灵魂便没有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没有了那种痛苦比痛苦本身还难以忍受。在这时；我发表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写一个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轨的女孩如何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以至被社会视为疯人、被社会与人群摒弃的故事；说到底；这是一部反社会的小说。我收到读者来信七百来封。后来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弧光》；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与争议。这部电影在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获特别奖。
那时我对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还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的小说却暗合了女性主义的某些观点。我的女主人公虽然仍然向社会选择了逃离的方式；却是以逃离的形式在进行着反抗；尽管这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却是带有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你可以践踏我摧残我甚至从精神上戕害我从肉体上消灭我；但我的精神不死；我的精神始终俯视着你怜悯着你蔑视着你摧毁着你。我这篇小说依然没有脱离理想主义的轨道。尽管我的理想主义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困境。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商业主义神话笼罩和淹没了；八十年代初一同写小说的朋友做起了掮客收起了回扣炒起了股票玩起了期货与房地产。而本来学财政金融专业的我却彻底摒弃了自己的专业；成了大半个专业作家（之所以说是大半个；是因为我每年还要完成两集电视剧）。和西方作家一样；我也需要一种谋生手段来养活自己；电视剧便是我的谋生手段。我很清楚；电视剧是商品社会的产物；是快餐文化和大众传播；它与纯文学实际上格格不入。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看顾着我的小说。无数次地拒绝高酬电视剧的诱惑。我很明白世间万物都是有取必有舍；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宁肯摒弃金钱而从纯文学写作中获得精神快感与灵魂宣泄。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在童年时便听到神的呼唤而需要用一生来进行灵魂救赎的人。我失去了很多；但我至今不悔。
《双鱼星座》与《迷幻花园》是在我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写的。当我真正深入到这个社会；我才深感伍尔芙在《自己的房间》里书写女人境遇的透彻：“确实；女人如果仅仅生活在男人的小说里；人们完全可以把她视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勇敢而又卑贱；艳丽而又污秽；无限美好却又极其可恶；同男人一样伟大；甚至有人认为她比男人更伟大。但这只是小说中的女人。而在现实中；她却被关在屋里毒打；摔来摔去。于是产生了一种十分奇怪的混合现象。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事实上却一钱不值。她充斥一部部诗集的封面；青史上却了无声名。在小说中她可以支配国王和征服者的生活；在现实中却得给任何一个其父母可以给她戴上戒指的男子当奴隶。在文学中她嘴里能吐出最富灵感的诗句；最为深奥的思想；在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只能成为丈夫的所有品。”令人震惊的是；伍尔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统治仍未有丝毫改变。
《迷幻花园》写一对少女时期的好友；最初通过对方认识自己的特征；犹如“镜像置换”的一对准同性恋者；后来因为一个绝对的男性的介入；两人处在了一种奇怪的分离与重叠的状态中；女性的生命、青春与灵魂永远错位；而那条通向墓地花园的小路；则标识着一个实体的认同空间；也就是两个女人芬和怡所不断迷失和逃往的目的地。作品依然充满着强烈的“逃离意识”。那么；究竟逃离什么呢？在《双鱼星座》中；我第一次自觉地写了逃离的对象——那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菲勒斯中心的世界。女主人公卜零在男权社会权力、金钱和性的三重挤压下；在现实中奄奄一息无法生存；她逃离在梦中。在梦中；她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极度冷静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三个男人——权力、金钱和性的代码；从梦中醒来之后；她走向（或曰逃往）她认同的空间：佤寨。这是一个用女人的血泪和生命向男权世界控诉的小说；但是写得极端冷静；女主人公卜零也在经历了一次致命的爱情之后获得了完全的成熟；一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是埋藏在男性世界中的定时炸弹；是摧毁男性世界的极为危险的敌人。
我的逃离就是永生。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使我驻足于世界的某一个点。我将永不疲倦地走下去；也许幕启与幕落的会重叠；也许在未来的一片碑林中；找不到我栖身的墓地。
我喜欢这样一首诗：
我一生始终都站立在那
布满一组集中的笔直大道上
那是宇宙中传送最准确又是最无法破译的语言
我是一片银河的云彩
那么深奥那么错综复杂
以至于任何光束都要用十五年才能
从我这里穿过
我是一个仪器附在女人的身形中
试图将脉搏的跳动形象化
为了身体的解脱为了灵魂的拷问
——＇美＇艾德里安娜·里奇：《想起卡罗琳·赫谢尔》
在漫长的岁月之后；那个女孩终于对童年时听到的呼唤作出了回答。
6
前些时；有友人谈起笑话一则：
某知名作家业已拟好诺贝尔获奖演说辞；头一句便语惊四座：“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早在我预料之中。”
友人讲得绘声绘色；众人喷饭大笑。
曾几何时；诺贝尔曾经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成为某些人心中的情结；后来又因为过热过重而一度成了“笑话”。现在这个话题似乎业已冷却；旁观者似乎可以冒着亵渎神圣的危险来说长道短了。
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之一；那一串光辉灿烂的名字足以使我们高山仰止：泰戈尔、显克维支、托马斯·曼、蒲宁、福克纳、海明威、加缪、斯坦贝克、萨特、川端康成、索尔·贝娄、辛格……
我想；在这些文学巨人们步入文学殿堂之前；大概都有着各自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爱恨交织酸辛苦辣的经历；没有一种经验是相同的。相同的是他们都成功地步入了那神圣的殿堂；殊途同归。
文学的殿堂依我看来应当是纯粹的；唯其纯粹；才构成了它的神圣与美；所有的花都拥有自己的花期；在它展示它的全部美丽之后；各种姿态才会辐射异彩。我们的文学经验历来与政治、与“左中右”有关；我却始终认为；文学既不能绑在左的战车上；也不能绑在右的战车上；那是一种没有力量的体现。文学应当是独立的；只有独立；才是自由的；也才是有力量的。
但遗憾的是；极具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也没有逃离政治的侵扰。有一种文学样式似乎特别得到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偏爱；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小说；譬如帕斯捷尔那克；譬如索尔仁尼琴（或许米兰·昆德拉也将步他们的后尘）。这类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它们都在控诉社会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扼杀；但在批判社会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十分意识形态化；它们由于缺乏形而上之美而显得不那么优雅和纯粹；甚至有些很粗糙（譬如《癌病房》）；但它们却被选中了。确切地说是被另一个营垒选中了。另一个营垒在彼岸；看到此岸的人在白刃格斗；内容有革命、有批判和斗争、有自我检讨、有文字狱和通缉令……彼岸的人觉得新鲜刺激；就对这类作品产生了偏爱；生活在彼岸的人都是上帝的宠儿；由于太舒适太自由而都成了天真的大孩子；他们看着上帝弃儿的刀光剑影无不为之动容；便真心真意地想解救他们；想把他们引渡到彼岸；殊不知他们到了彼岸并不会幸福；不但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解救他们的人。“穷山恶水”中出的“刁民”往往会成为幸福天堂里的祸水。因为人的思维发展是不可逆过程；上帝天真的大孩子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就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
与帕氏和索氏略有不同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的作品虽然也充满了政治味；十分意识形态化；但他的头脑与智慧似乎要发达得多。他的视点更多地洞穿人性本身的悖论；从人性深层的弱点找到了埋葬人性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这类文学的一大进步。
有人说；昆氏更像是一位哲人而不是小说家。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我历来认为；文学大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型作家；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也包括上述的三位；等等；另一种是内省式的（或许不确切；需要有个新的名称）作家；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茨威格……等等。就我个人品位而言；似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与文学本体、与生命本质更为接近。
早就觉察到一个奇特而令人恐惧的现象。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后一类作家；几乎无人能逃出一种冥冥中的噩运；再推而广之；包括同类艺术家；也个个在劫难逃。疯狂、自杀几乎是他们注定的命运。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十九世纪画家弗鲁贝尔。他对莱蒙托夫的长诗《天魔》着了迷；他一生的画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他理想中的《天魔》：一个天使因为反抗上帝；被上帝贬黜为魔鬼；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悲剧色彩。可怕的是弗氏从青年时代始就专注于天魔的描绘；他一遍又一遍地塑造和改写天魔的形象；我猜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越来越深地把天魔植入了他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