姹紫嫣红牡丹亭-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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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一五九一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一五七七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一五九三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一五九八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玉茗堂前朝复暮——汤显祖与《牡丹亭》《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像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
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著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像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牡丹亭》的魅力“梦中之爱”亦奇亦真
杜丽娘与柳梦梅相识相爱是在梦中。这是汤显祖的艺术独创。元明爱情剧中男女主人公大都先期在某一场合一见倾心，莺莺与张生佛殿“惊艳”，王瑞兰与蒋世隆“踏伞”相爱，李千金先于“墙头马上”相识裴可俊，霍小玉因紫钗而与李益结亲，或者是现实中的有情人其实前世姻缘早定。唯独杜丽娘、柳梦梅在生前从未谋面，甚至根本未知有对方的存在。杜丽娘只是做了一场梦，梦境中出现幻想中的意中人，“将奴搂抱去牡丹亭边，芍药栏前，共成云雨之欢”。杜丽娘以梦当真、以虚作实，寻找梦中人。
唯其是梦中，杜丽娘少女的心勃然绽放，她的青春的热情与人性的欲望才能没遮拦、无掩饰地自由奔泻。在梦中她摆脱了一切礼教的束缚与人为的拘束，她的心灵与肉身是那样自由舒展，自如张开；是那样青春勃发、激情洋溢。她羞涩而欣然地接受了柳梦梅给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幽闺自怜”的赞美与怜香惜玉之情，她惊喜而温柔地体味着“忍耐温存一晌眠”，与意中人儿“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试想，若不是在自由的梦境中，杜丽娘如何得这“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她如何能与他相识相爱，而且痛快地“幽会”——“做爱”，让“情”如此自由无拘束地热烈奔放一番，以至于使杜丽娘如此刻骨铭心呢！
汤显祖紧紧抓住杜丽娘一“梦”，发挥了一连串浪漫主义的奇思幻想。一是，让杜丽娘去“寻梦”。杜丽娘游园后，“竟夜无眠”，即去花园中寻寻觅觅，“只图旧梦重来”。梦，本是虚幻的，但是却要去“寻”，此又是一奇。奇中以见“情”之真与“情”之坚。二是，寻梦不见，杜丽娘一病憔悴，她就自行描画，“写真”留春。这又见行为之奇。三是杜丽娘一病不起，在中秋之夜情殇，临终嘱将她葬在梅树下，将春容画卷藏在太湖石下。四是柳梦梅“拾画”、“叫画”，竟引来杜丽娘香魂翩然降临，与他夜夜幽■。这是奇而又奇。五是柳梦梅遵杜丽娘吩咐，掘坟竟使杜丽娘还魂复活，令人不胜惊奇。从惊梦、寻梦到写真、情殇、拾画、叫画、回生，都是由梦中之情生发出的一连串奇幻之行。汤显祖是写“梦”的圣手，“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都以“梦”的构思深化戏剧创意，其中《牡丹亭》一“梦”最为奇幻新颖。汤显祖把杜丽娘一“梦”发挥得淋漓尽致。
梦境的自由流动变幻潇洒，使梦境富有浪漫的诗意，烘托出梦中之情的浪漫浓烈。而其后生发的一连串行动也都是风雅别致之举，充满诗意。汤显祖让杜丽娘之情萌发于这一连串满贮诗意的戏剧动作与意象中，奇幻的梦境、浪漫的风流行为与优雅的诗情意象，烘托出杜丽娘之情。这是《牡丹亭》的浪漫诗情构思。
《牡丹亭》的魅力情与理的悲剧性冲突
“惊梦”、“梦中之爱”的构思，也恰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更是“情”的活力呈现。杜丽娘之“情”与“理”相对。理学在明代经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对整个社会与人都起着全面的压抑与钳制作用。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个性束缚与情爱的压抑尤其严酷，“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卫道人士们的说教。明代“表彰节烈”的行动甚于宋元。杜宝责备女儿白日“闲眠”，“是何家教”？他请腐儒陈最良教授杜丽娘，为的是“要他拘束身心”，当他听说女儿可能怀春成病，却说：“点点年纪，知道个什么？”陈最良是迂腐僵硬，他“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院”。在封建礼教严酷、“男女授受不亲”的环境中，杜丽娘有何机会与可能去接近青年男子？她只能在没障碍的梦境中相识意中人。汤显祖让杜丽娘初识情人只是在梦中而不是在现实中，正说明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如何压抑与剥夺了一个少女爱的任何可能，而迫使她只能孤独地陶醉于幻梦之中。这是杜丽娘的悲剧所在。
现实中的不可能就转而在梦境中追求与沉醉。杜丽娘“惊梦”之爱，不是“惊鸿一瞥”，而是立即迅速燃烧至炽热点：“和你把领扣拉，衣带宽，袖梢儿■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耐温存一晌眠”，“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惊梦〉写得很明白，这对初恋情人不仅一见倾心而且爱得很深，他们相爱而且幽会——做爱了，“共成云雨之欢”，不仅有心灵的互相吸引，而且有肌肤相拥的热烈深切。〈惊梦〉如此热辣辣地呈现杜丽娘的爱与欲，我们不觉得其俗，而是认识到汤显祖对“情”的思考的深刻。杜丽娘自称：“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她对美、对爱的追求，是天然而然形成，不需任何引导。所以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汤显祖以杜丽娘“惊梦”显示这“情”乃是天然的，天然的爱情与欲望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惊梦”使潜藏于杜丽娘内心深处的情一下子全面觉醒了。与其说杜丽娘在梦中相识了一个“人”，不如说这个“人”让她感受到了情的热辣辣的魔力；与其说梦醒后她要寻找这个“人”，不如说杜丽娘要寻找那令她铭心刻骨的“情”。这一思想显然受到明代的个性反叛思潮的影响。
汤显祖曾受教于心学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他赞赏与接近左派王学的另一思想家李贽的叛逆思想。李贽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而主张“吃饭穿衣就是人伦物理”，要求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即解放人性，例如赞扬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