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风花雪月-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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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她为那个她喜欢的德国人照一些相干什么，她说，用来写日记的。她习惯于顺着照片记录日常生活，经年累月，现在日记有一尺多高了。这也是少女时代会喜爱阿尔巴尼亚电影演员的上海女孩子，生活中总是有一点离开现实的、漫无目的的想入非非，像她这样的人喜爱弹琴人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到了现在，她还会为了他脸红，为了他写几页日记。只是为了要写几页日记，实在让我觉得，她内心生活情不自禁的奢侈。
快要进入冬天的一个上午，我按照她的名片找到了她的家，摇摇欲坠的小木楼，怕是有一百年没有维修过了，从十四年以前离开家，到现在她一直没有房子，在前夫从前的音乐学院东住住，西住住。小木楼前有一大片阳光，照亮了门前洼地里的积水，一只小虫子在水面上滑行，我走过去时，它无声地飞了起来。然后我看到好像马上要倒下来的木头门上贴着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照片，达斯汀·霍夫曼在里面笑。
楼梯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油漆了，踩上去每一块老木头都在响，她领我走着的时候说，三十年前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被关在这里写检查的时候，这里的楼梯就是这样响了，现在在小楼里住着三个无处可去的单身女人。
我们穿过许多女人的衣服，长的是丝袜，灰色的，黑色的，脚踝的地方亮闪闪地用珠子缀着一只蝴蝶，在风里飘；短的是绣花内衣，白色的，粉色的。
然后经过一扇长窗，上面倒挂着一束红色的玫瑰，已经干了，用缎带绑着。
只能一个人通过的走廊有一个小小的拐弯，那里放了一张小圆桌，铺了绿桌布，她说：“这是我们的起居室，可以请两个客人吃饭，吃意大利面条和四川菜。”
然后我看到一间潮湿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我想里面的潮湿是因为她在我来以前刚刚洗了澡，在陈旧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架子，上面放着法国产的洗头水、旁氏洗面奶和一只小花篮，那是清新空气用的。
“好，请进。”她打开一扇刷了白漆的窄门，房间有八个平米，放着一张白色的席梦思垫子和红色的大枕头，两张矮皮椅子，一个两门的衣柜，熨好了衣服一摞摞挂在里面，我看见了在那个晚会上她穿的那套绿色大裙子也挂在里面。还有满墙的德国木偶，从脸上挂下大鼻子来。一只七十年代出产的中国手风琴，许多盗版CD，卡通录像带，唱机和电视，法国香水和黄色的大耳环，画着黑色的德国风景的小瓷盘子，荷兰的大郁金香灯，从旧货街买来的中国蓝花大瓷缸，一大把正在盛开的鲜花，绿色的高大植物，黑色的灯，以及胡里奥的歌声和在地上一堆堆摞起来的画册和画报。咖啡香。
一刹那，我像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海小屋，破败不堪的房间里被精心营造出来的情调，那样的反差里让人感到了优渥、无奈和不甘。在那样的房间里，大家压轻声音听听七十二转的老唱片，享受远离现实的、对精致生活向往的优越感。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地方了，现在绝大多数有这样心愿的人已不再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大家有了大房子有了钱，在家里盟洗室的地上铺大理石，书房晚上通常不睡人。而从国外挣了钱回来的人，在上海的郊区买了成栋的房子，他们叫它别墅，里面有成套的意大利家具，进去得先光脚。好像是实现了七十年代的梦想，可是我再也看不到那种想入非非的情调，再也没有了。那变大变豪华的上海房子，反面显出了它们的贫穷。
“如果只来了两个客人，我这里是可爱的地方，”她说。
是的，她这里还是优渥、无奈和不甘的。时代是变化了，可是并不是生活在那样的上海小房间里的人的时代。他们曾经以为是，可实在的不是。他们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只是不是政治上的理想，也不是金钱上的理想。所以，她的优渥是第三种理想的优渥，她的无奈是生不逢时的无奈，而她的不甘是理想主义者的不甘，还有清高与自得。
这间小房间允许她住到冬天，然后，这块黄金地皮要造新房子了。老房子拆掉，应该会给住户新的房子，可是她和音乐学院没有一点点实在的关系，她只是已经出国不再回来了的一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前妻，音乐学院不可能照顾到这样的关系。到了要拆掉房子的那一天，怎么办？她演小矮人，每个月有一千元的工资，没有钱买一间房间；因为单身，也不能以结婚的理由从单位分到一间房间；没有丈夫，不能靠男人得到房间；要是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在中国她怎么生活下去呢？
在她的小房子里，我们听着胡里奥的情歌，讨论她的房子。
许多她的朋友都说，不如出国去，一走了之，也许找到一个新天地。
但她不知道谁可以为她发一张邀请信。
“你有这么多朋友！”我说。
“是，可是我们是在一起聊天、吃饭、听音乐会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郊游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开口让他们帮我到外国去，我怎么说？你担保我到德国去好吗？我怎么说得出口？这也太实际了，别人会以为我一开始和他们交朋友，就像现在的上海小姑娘一样，是利用他们。”她说。
“那你到底为什么和他们做朋友？”我说。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身上带着欧洲的文化，而我喜欢欧洲的文化。”
是的，到底是在少女时代喜欢阿尔巴尼亚电影演员的一个上海女子。想入非非是她生活中至关重要、也是致命的一点，她像油一样，就是被打得再碎，也不能与水成为一体。越来越多听到在酒店工作的女孩子两年以后差不多都搭识了外国人，跟着出国去了，她是几任德国领事的座上宾，可不好意思说她想要到德国去这句话，越来越多听到女子为了更有钱的男人和自己的丈夫离婚，可她一个独身女子，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给她房间的男子。而她是一个有风情的女子，她能说一口德语。
后来，又一次看到她，问到她的房子，她说没有一点办法，她打算真的到德国去了，正在办邀请。可没有说怎么办，我想她是不想说，因为她很快就把眼睛转开去了。
再后来，又看到她，她说，要到德国去了，计划是冬天。
为什么冬天，天那么冷。
她说是要去那里过圣诞节。那是她二十年以来的梦想了。二十年以前，上海刚刚开始有人在私下过圣诞节，有人从外国寄来圣诞卡，上面的雪是用银粉刷上去的，手指一摸，粘许多下来。二十年以前她学会了《平安夜》，她觉得真好听。那时开始，她就向往着有一天能够真正地过一个圣诞节，在欧洲。
“大雪，音乐，红衣服白胡子的老人在街上摇着铃，圣诞树上的大星星。”她说，“我想要看一看去。”
“然后呢？”我问。
“我就回来。”她说。
传教士的私人相册
这是一本横32开的相册，它的封面已经没有了，剩了一个黑色的硬皮子底，上面压着烫金的花纹。像所有的老相册一样，它的每一张硬纸上，都有一张极薄的纸衬着，使那些手工冲放的照片不至于在天气潮湿的时候粘在一起。真不能相信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照片，那么清晰，那么明亮，那么好的镜头，至今仍能看到照片上那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裙子的法国妇人，在中国的温和阳光下笑容上的皱纹，不怎么厉害的皱纹，细小而深刻地从她眉间向额头爬去，使她看上去很有思想，就是那种可以为信仰献身的女子。
照片真正发了黄，估计那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了，照片的四角用胶水粘着，现在那些胶水都泛了黄，不再有粘性，所以翻得重了，照片会从纸上落下来。
看上去，这应该是一本私人相册，里面常常出现两个女子，一个穿深色长裙，戴着法国式浅浅的白草帽，额头上有着坚毅的细皱纹，另一个是深色头发的，在相册里第一次出现时，她穿着白色的婚纱，仰着脸，独自站着，是个新娘。在照片里，她们有时坐在家里，那宽大的屋子完全是欧洲的陈设，要不是在角落上看到了中国的腊梅插在仕女瓶里，会以为那是从欧洲的家乡寄过来的照片。有时她们在乡下骑脚踏车，那是居里夫人时代的笨重车子，中国南方的稻田里长满了长长的稻子，泥土柔软，不知道要是她在如蛇蜿蜒而去的田埂上摔倒的话，会是什么情形。有时她们在旅途上，她们在中国北方的城门前骑在马上，笔直地顶着头上的帽子，因为是在旅途上，她们身上全穿着黑色的外套，那黑色的小人影，在淳朴巨大的城门前有一粒米那么大，可拖着长长的影子。在旅途中，她们一定进山去看了庙，那时她们比较活泼了，脸上笑着，在满目苍翠的山坡上和中国轿夫合影，那群轿夫的脸上也全是笑，愉快而纯洁地闪着他们白色的大门牙，绝不是可以装出来的，看上去，他们并不怕那相机会把他们的灵魂勾了去，不像野史书上说的那样愚蠢和封闭。
这里面还常常出现两个小孩，一个很小，刚刚会走路的样子，戴着宽檐的凉帽，对着为他照相的人欢笑，捏了两手泥巴，还有一个少女，在木头做的秋千架上站着，静静地看她前面的空地上，两对夫妇在用木头棍子击小球，像玩高尔夫那样，他们是一八六○年左右的小孩，现在不知尸骨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早就回了国，可也许，他们躺在上海的外国人陵园里，在虹桥，小旅行箱大小的石碑躺在上海的泥土里，上面爬满了野常春藤，碑上的姓名也常常被刻错了，因为没有亲属照顾的关系吧。不过，上海还是为他们保留了一方小小的泥土。许多这样的小石碑一起躺着，一块块地，被忍冬墨绿地围着。那是一百多年以来，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墓地。从欧洲漂洋过海到上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而这两个孩子，是因为父母来了上海，他们才来的。
这应该是个法国传教士的相册。照片里常常能看到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新建的教堂，它们一定是刚刚造好，一砖一木都在天光下闪着光。还可以看到当时驻扎在徐家汇的法国兵营，照片上一队队戴着无檐小帽的军人在帐篷前站着，仔细看，能看到队列里有些黧黑的人，让人想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雇佣军。操场中间，有一个没有光着头的黑人，挺着肥大的肚鬼赶着一帐篷上搭着草草晾在太阳里的衣裤。
相册里有不少照片是和中国老百姓一起拍的，有坚毅皱纹的太太和一个光着两腿的农民一起站在坡上的中国式白房子前，那是刚刚去拜访了一户人家。也许他的家信了天主；一个小脚女人，坐在木头纺车前纺线，她手里拿着白色的线团，温和自如地看着照相的人，还带着一些新奇和天真。以那个时代中国女子的腼腆与拘谨，她和照相的人，应该熟若家人。也许这也是一个信了上帝的教徒；还看到盛装的旗人贵妇轻盈地站在高高的木头鞋上，依着花团锦簇的花园月亮门而立一个年轻英武的红顶官吏与凤冠霞披，遍体罗绮的夫人在家里的合影；甚至还看到上海名妓在房中抚筝，圆圆的脸上有一种灵动的神情，眼光温柔如水，眼角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