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6-人类的当务之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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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马骅
2003…7…20
一年以后，2004年6月20日，他搭乘的那辆吉普车翻进了澜沧江。
有一天，我跟京不特说，你不妨为我弄个剧本。京不特表示，要弄就弄马骅这个题材。我相信，如果京不特着手写这个本子，一定会相当精彩。因为，马骅的动机和在这个动机下的行为，与多年以前那个四处寻机要求支边的上海青年，是何等的相似啊。他们都在为计划外的个人选择较真。但一个成了，却死了；一个没成，却活了。实际上，使用“支边”这个词是不准确的。他们想做的，无非就是给偏远地区的穷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个事情需要宣传吗？这个事情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建立各种委员会去计划统筹吗？这个事情难道需要高瞻远瞩、出众卓越的人类头脑来给以教育、指导吗？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人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一方面，“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另一方面，“要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六亿神州百姓究竟是尧舜一样的神仙圣贤，还是实质上只是被人吓的“不许践踏草坪”、“不许随地大小便”的愚氓呢？
我要去干我的事情，我自己错了自己可以承担；我不可以承担就让法律和道德来制裁我、谴责我；我要去干我的事情，我干成了并不意味着你预先就想到的，也并不意味着我定然受过你恩赐般的感召。如果我幸福了，我自己完全有能力享用；我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是下一步的事情，也归根结底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我左思右想不愿意与你分享，你也无权干涉，你也不必红眼病似的用教训我的口吻跟我说什么平等！
这是起码的人道，古人早就说了，人各有志。但是，现如今，我们左的、右的先生们却忽然不懂了；他们总是在各自的主义中吹胡子瞪眼地要求别人跟着他搞群众运动，指责人家，埋怨人家，诲人不倦地折磨人家。而人，要是连个人的事情都弄不明白，他怎么可以独立于社会？又怎么可以贡献于社会呢？
我想提醒诸位的是：一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关于左翼（1）
2003年，我和韩德强等人发起组织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签名活动。几天以后，我在民风网签名的名单中，发现了京不特的名字。这既是我意料中的事情，又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意料中的是：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任何非正义的事情，他定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吃惊的是：他从来并不参加团体派别组织的任何活动，而这次由新左派领导的签名他却参加了。
很多人一定会问，说这个新左派的张广天为什么和丹麦籍的自由作家过往甚密？这两个家伙关起门来喝酒的时候会不会为各自的主张争得脸红脖子粗呢？说实在的，我们俩还真的就左的、右的问题谈得很多。但你们不会想到的是，我和他的来往，除了有同出一处的情谊渊源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我们的并列，会是一种互文见义。说我新左派的人应该清醒了！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我是左派，只苦于我的真诚表达比不过左翼运动的甚嚣尘上罢了。
你们也许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所发现：张广天和京不特，的确在某些方面是同一种人。对的，我只关心我是哪一种人，当然最好是哪一个人，我并不关心我是哪一派人，哪一族人。
2003年底，瑞典笔会授予京不特图霍尔斯基文学奖。这个奖金写《撒旦的诗篇》的伊朗作家拉什迪也曾经获得过。应该说，这是件不大不小的事。可是，为什么不见媒体报道？也不见文人作家奔走呼告呢？如果说中国媒体保持低调，完全可以理解；但西方媒体这次为什么也没了那股子如获至宝的兴奋劲呢？
问题就出在京不特的答谢演讲上。在演讲词中，他一方面不留情面地批评了中国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斥责美国政府的倒行逆施。他说：“借发奖仪式的机会我也想谈一谈那打着‘保卫我们的自由’的旗号的所谓‘十字军战争’。我们看见，以这样一种‘捍卫自由’的事业的名义，人们可以让弱者们的血作为代价来充实自己的油箱。”
这样一来，在某些朝思暮想做梦都盼着拿国际文学奖的作家看来，他实在是做了一桩愚蠢透顶的买卖。你领奖就领奖，发言就发言，说什么十字军，骂什么不仁义，太没有经济头脑，太不知趣了！
果然，本来极为起劲的美国华人媒体对这位他们看好的作家哭笑不得，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可以想象，有多少人的笑容，绽开了，又僵住了，而这样的时刻，往往都让我和京不特高兴得“热昏”！
按照势利社会的目光，我去写诗、唱歌、做电影音乐、搞戏剧创作，学啥像啥，每一样都做得很用心，可结果又一一放弃，这有什么用呢？不过猴子掰苞米而已；京不特何尝不是这样？写诗、出家、坐牢、流浪、当外国公民、搞哲学研究、成为用丹麦语写作的作家，每一次都是呕心沥血，但每一次又都从头开始。或许，按他们的说法，这些都不适合我们，我们只配在具体工作中做个“聪明人”，却不是他们那些袖手旁观、有战略宏图的“智慧人”。后者在没有里里外外、左左右右盘算好一切之前，绝不会轻易撒手下赌注的——“人生有限啊！哪能经得起你们这样来回折腾！难怪有人少年得志，有人老来一事无成。”
对的，你们在精打细算、牟利逐名方面的确得心应手，但你们参照的是既有的社会衡量标准，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什么福布斯排行榜，什么科学院院士之类的。你们没有新的体验和感受，不甘心放弃陈旧的经验，也从来都不相信人有什么未来。
我们是一棵树，灌溉培育，精心呵护。我们对树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充满好奇，都用心良苦，但我们并不期待只有开花结果的必然，即便最终在经历了萌、生、长、成、衰、败的所有过程后无花无实，也心甘情愿。
就像风玉的另一段唱词中唱的：“我总是殚精竭虑付出全力，哪怕毫无结果也终于获益。”
对于左派，从天性中，我是毫无兴趣的。但就像一雀立于城上的寓言一样：众雀随波之时，一雀独立城上，但一雀闻知将来之众雀未必随波，将来众雀也齐立于城上，一雀不得不随波而去。
事物是辩证的。去年我一个人孤独，今年千百万人一起孤独。这种孤独还叫孤独吗？不如干脆不孤独，倒不失为一种孤独。这正是所谓小隐山林，大隐朝市啊！
也许，我和京不特真就是二十一世纪渺小的隐士。我们隐于世界笔会，隐于缅共游击队的迂回曲径，隐于反战游行的密密麻麻的人群，隐于中国北京2000年到2003年的新左派。
我问京不特，丹麦作家的情况怎样？京不特说，在欧洲，大凡有作家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左派；而我知道，在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作家，都是右派。但是，中国的新左派不这么认为，他们告诉京不特：哪里都是一样的，丹麦也受垄断资本主义寡头全面控制！
听这话，我不由大跌眼镜，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是劝新左派呢，还是向京不特解释？
偶尔清理旧文，得一致左翼朋友函，拿出来与大家共勉，或可窥我深隐不露的居心：
××，你好！
上次的来信和《开放大众传媒》一文都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真实、现实和假相的关系。从你的批判中，我会选择尊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因为这个从现实作为依据出发的个人主义与知、行的真实是紧密相连的。你举例子说明那些为了进城而叛离爱人的年轻人，实际连自己的内心都不敢坚持，却奢谈什么个性解放，实际不过趋炎附势，也就是王小波之流的趋利避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谬误。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二部分关于左翼（2）
假相是遮蔽现实的，而现实又是真假混杂的。尊重现实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但还构不成理性的态度。因为，从我们生存的现实出发，可以趋向利与心两个目的。所谓利是抓得住看得见的，而心是虚无的，这种说法貌似现实主义，其本质是势利主义，这也就是凭借有生之年的有限实践来检验真理的实用主义。我说它：奶是检验娘的唯一标准。
因此，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切“人道主义”都是荒谬无比的骗局。以现实为依据趋向个人内心真实的思想价值观与个人中心的人道主义形成关系，而以现实为依据趋向个人目前利益的观念与丛林法则、兽道主义形成关系。前者所谓资产阶级世界观，后者所谓畜生的本能。故此，我忍俊不禁，想来这二十年文化思想界的左右翼争论不过人畜之争，与以公众价值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辩论毫无关系。
“自由主义”不打引号万万不行，我们替他们打了，也就给了他们洋师父一个面子。
人性到底是什么？我倒认为，不妨退到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言说。“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学术界在学习西方的历史中，几乎把眼光都集中在以罗马希腊文明为中心的纵欲主义方面，但忽视了西方文明中极其重要的另一支脉，即基督教化，尤其是改革后的基督教价值理念。罗马希腊文明的复兴和新教精神互为作用，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观。如果光靠罗马希腊那套，476年神圣的帝国就崩溃了。美帝国在依靠清教徒的生活方式获取财富以后，逐渐背离基督精神，正在重蹈罗马帝国灭亡的覆辙。
基督教也许不适合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人，但教化的天理与本能的人欲之间的冲突一直是现实社会的根本矛盾，如果丧失其间任何一面，都将走向人性的反面。
1840年屈辱的记忆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撕大了因天理裂开的伤口，使得百年来的知识阶层完全处于病态，这种病态绝不是失语，而是从失脑到失心。但不是说没有清醒和健康的，只是那些清醒和健康的也正受着畜道的伤害而语焉不详。
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摆正真实、现实和假相的关系，对于一个苦难民族是很艰难的。所以，有时我想，从《切·格瓦拉》到《鲁迅先生》再到《红星美女》的红色主题应该适时地打住了。我们先谈谈人道主义吧，哪怕是极端个人化的人道主义，在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