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6-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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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乾隆正在莺歌燕舞地举办千叟宴、歌颂大清帝国太平盛世之时，英国的产业革命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社会走向黄金时代。西方列强日益崛起，而“康乾盛世”开启的大清帝国却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的危险境地。这是多么有讽刺意义的对比啊！与同时期的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康熙盛世”又算什么，又何足道哉？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康乾盛世”的统治者们正是在纵向比较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自恋，歌舞升平，自我陶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为他们的子孙早已铺下了灭亡之路。整个清朝实际上是一部不忍卒读的衰亡史，是封建王朝腐朽垂死灭亡的最后阶段，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此时出现的“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明乎此，全国人民受“康乾盛世”的爱国主义教育，不觉得脸红吗？我们还有理由花费巨资大演特演“康乾盛世”的大戏吗？
牧歌田园：二十世纪西方想象的另一个中国
？ 周 宁
田畴与墓碑间铺展的田园中国，在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想象中，具有某种代表性。首先是一种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形象，一个由庞大的农民人口组成的内陆农业帝国，黄种人、黄土、祖先崇拜、安土重迁、似乎永远轮回的生命、循环的历史、古老的凝固的文明，时间消失在空间中就像短暂的生活消失在永恒的墓碑间……1931年西方出现一种诗化所谓传统乡土中国的倾向，代表作就是赛珍珠的《大地》，中心在美国。
从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出版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种种历史条件迅速将中国在美国的美好形象推向高峰。这种美好的中国形象，是美国文化为自身的“中央帝国”意识构筑的“他者”。中国是一个与美国同样大的“前中央帝国”，不管是征服、对立还是“恩抚”、友谊，中国都是最理想的他者。“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博爱、自尊与自信等美国价值，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接受了美国的基督教与民主，变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国家，这证明美国价值与意义的普遍性；中国处在苦难中又不断努力，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又证明美国的强大与尊严，让美国在弱者的身影中感受自身的伟岸与高尚。
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是西方人文化自恋的影子。1930年英国批评家瑞恰慈（I。A。Richards）要致力于研究中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对他说，中国是一面镜子，你只能看到镜中的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镜子的另一面——中国。
一
“我选择了一个最不幸的时节来到中国，因为中国发生了革命。”赫尔曼·凯塞林伯爵（Count
Hermann Keyserling）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说。他是爱沙尼亚地主，在德国受教育，用德语写作，住在巴黎、柏林与爱沙尼亚的庄园里，研究哲学与地理学，1911年开始他的环球旅行，同年岁末到中国。他不相信一场充满暴力与混乱的革命可以谋得人与社会的幸福文明，更不相信革命会发生在中国。在他的想象中，中国是“一片永恒和平与秩序的土地”。从广州到青岛，他试图寻找那个礼貌、平和、秩序、深厚的孔夫子的中国，但直到他深入华北腹地，看到绵延无尽的田野村落与朴实勤劳、安分守己的中国农民时，才感觉到自己发现了真正的中国。那种不同于西方华丽浪漫的东方主义的中国的另一个“真正的中国”，有着广阔的亚洲内陆的、根植于土地自然中的博大而深厚的精神。它不像日本的轻盈、印度的神秘，而更有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俄罗斯乡土的浑厚与精粹。他在旅行日记中写道：
随着旅行深入中国内陆，映入眼帘的乡村景色感动着我，而且我从未被如此深刻地感动过。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都经过精耕细作，梯田盘旋到山顶，就像埃及的金字塔，山坡上的田埂犹如精美的石阶。黄土筑成的村舍，围着黄土筑成的墙，与黄土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一切都是浑然而自然的。放眼望去，随处可见正在劳作的农民，他们熟练、细心、全神贯注。正是这些农民，赋予这片广阔的平原以生机。他们身上的蓝袄与田野里的绿苗、浅黄色的干涸的河床，共同构成中国的风景。人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黄皮肤的农民在这里生息劳作，这片广阔的土地会是什么样子。这片黄色的土地，既是田畴，又是墓地。它像一片无边广阔的墓场，没有哪块土地上没有坟丘，耕犁在星缀的墓碑间蜿蜒行走，一次又一次地划破土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农村像这里一样执着于土地并与土地融为一体。这里无数代人生生死死，都寸步不离故土。人属于土地，而不是土地属于人；人是土地的孩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地。不管人口如何增长，他们还紧守着脚下的那片故土，依靠勤劳从贫瘠的自然中攫取生命。他们生在那里生，死在那里死，抱着孩童式的信念，相信死后葬在泥土中就像回到母亲的子宫，生命将再次开始，直到永恒。中国农民像史前的希腊人那样相信死后的生命。土地滋养着他们祖先的精神，报答他们的勤劳，惩罚他们的懒惰。故土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回忆、他们的纪念；他们不可能背离故土就像他们不可能背离自己一样，因为他是土地的一部分。〔1〕
凯塞林感到某种悲凉，他知道革命将无情地摧毁这样一个博大的文明。“中国曾经自由但将被奴役，人民的道德水准将要下降，暴徒将取代精英，除非中国比欧洲与美洲更幸运，能够在最后一刻逃避革命的危险。”他乘船沿长江经上海离开中国，望着长江两岸的万顷平畴，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永恒的中国”。他说：
自从我感悟出中国文明的精华，我便百分之二百地确信，中国文化的根命在于她的农耕。如果儒家学说不能表现这种质朴的自然状态的精神，它也不可能成为整个中国的基石。
尧舜时代即已耕种这片土地的家族，如今依旧守在故土上，种祖先的土地说祖先的语言，他们安土重迁。农民生耕作在这片土地上，死安息在这片土地下。犁耕过的田野是偌大中国的摇篮。中国没有世袭的贵族，偶尔有一两个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可能升到显赫高位，但大众依旧永远守在土地上。
我相信，任何人如果在中国农民中生活过一段时间，都会深爱他们甚至尊敬他们。在他们身上依旧保存着父系时代的美德……
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既是“感伤的旅行”，又是感悟的旅行。他的旅行日记，变成对一个即将消失在革命动荡中的古老深厚文明的祭奠。旅行结束之后凯塞林伯爵回到他爱沙尼亚的庄园，在宁静中思考，写作旅行日记，并一度试图去朝鲜半岛的一个寺庙里出家。旅行日记完成的时候，袁世凯称帝失败，军阀混战开始，凯塞林理想的那个和平、宁静的乡土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此时欧洲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发生的俄国革命也没收了凯塞林的庄园，使他变成了流亡者。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不管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去过中国的人，在旅行中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知或预期中的中国，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中国。没去过中国的人，在座椅上旅行，更可以无所顾忌地想象那个想象中的中国。凯塞林伯爵“看到”的那个乡土中国，正是西方现代文化理想中的那个乡土中国。它形成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即传教士最初勾划出那个广阔内陆的孔夫子哲学塑造的农业帝国的形象，哲学家又赋予其两种相反的意义，一种是伏尔泰与重农学派描述的孔教乌托邦，一种是黑格尔描述的死寂的单一性的空间帝国。如果进一步分析凯塞林旅行日记的中国部分，也可以看出凯塞林面对这个田畴与墓碑间的帝国的矛盾心态，正好表现出近代西方中国形象的两种典型态度。他一方面留恋那近似永恒的质朴自然的黄土文明，另一方面又对它的被动性与死寂感到厌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凯塞林伯爵的旅行是双重的，外在的旅行发生在中国的山川城郭间，内在的旅行则在文化记忆中追索体认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已经变成原型，决定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与想象。
二
凯塞林伯爵在中国革命爆发的时候来到中国，但他又与许多西方人一样，并不关注中国的革命，甚至还否定这场革命。正像科林斯所说，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历史的事，清朝灭亡则是世界历史的大事。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始终是以进步文明为旗帜的，但当中国爆发一种基本上体现西方现代文明价值的革命时，西方文化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冷漠与怀疑。许多人在写中国的变革或革命，但没有一部这样的书像义和团故事或赛珍珠的《大地》那样热销。《大地》写到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但作家倾向的、读者关注的，恰好是那个“传统中国”，那个在黄土与墓碑间延伸的中国，一个表现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的那个中国。《大地》描写了一个“诗意的”中国，更准确地说是西方人想象中诗意中国的土地以及生于土地死于土地的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大地》以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凯瑟林伯爵体会到的中国形象。这就是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原型。《大地》再现了这个原型也塑造了这个原型，小说轰动一时，半个多世纪后人们评论这部书的著名作者时说：“十三世纪马可·波罗之后，西方就再也没有谁写中国像赛珍珠那样影响广泛”〔2〕。
《大地》是凯瑟林伯爵描述的那种中国原型的“小说版本”。主人公王龙和他的妻子阿兰，是真正执着于土地的中国农民。贫困与饥荒曾使王龙逃离故土去城市出卖苦力，而意外获得的财富又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故土。小说试图描绘出中国农民生活中质朴的诗意：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像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