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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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稿呢?也许文学编辑们能说上一通。但是,作家们坐到一起,很难说拢这一话题。问题就在这个“好”字!各种不同的眼光,能够说得出“好”的,怕也是“You can'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于是我更有另一种难言,那时的我真正是默默无闻,退稿如云,不见哪家报刊垂青于我,连个笑脸都少有。对于邹镇的信和热忱,我少有搭理。但在这几信之后,我还是把手边一组三篇小说寄于他。这是已经有过几番退稿,而且多家编辑一致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程度。只有《清明》的孙叙伦,念念不忘,说是自己没有定稿权,否则他是一定要发的(若干年后,他还那么记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冯老八”)。寄于邹镇,并非敷衍,实在是自己钟爱那组小说。倒也是怪,不久,邹镇来信说已经送审。过了几天,说是通过了一篇《二先生》。又一星期,说是发稿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阵子,邹镇说是离开了《百花洲》,稿子问题,他让我直接找蓝力生。我写了一信给蓝力生,蓝很快回信说,发一组有困难,还是先发《二先生》。
不久,《二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百花洲》发表。
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徐兆淮转来消息说《百花洲》的洪亮向他打听我的地址。接着,在南京徐兆淮家遇到洪亮。一别有日。洪亮来信说希望强化《百花洲》的散文,盼我给他写些。正好我手边有几篇,便寄于他(《远远地看你》《故栖》)。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采访,洪亮知我正经历了深圳那场股票风波,也在写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是否给《百花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资让我去采访的。在一次通电话时,洪亮让朱焕添与我通话。他那浑厚而一锤定音的感觉使我久久难忘。后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百花洲》几乎用整本的篇幅登了《最后的晚宴》。我与朱焕添的电话就多了,许多时候,是他主动来电话。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向我打电话是打听一些选题,而我打电话则是向他寄稿。记得有些时候,百花洲出版社数人都分别与我约稿,造成了个别同志说我乱投稿。解释是没有用的。朱焕添同志知道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没有想到像你这样并不愁发稿的人会一点不计较我们的态度。我说,我的吴域文化小说能够在全国有一点点的立足,首先是功归《百花洲》,鉴于此,我不会计较一些同志的态度。后来,他发表了我的《煮火》(就是孙叙伦念念不忘的“冯老八”),接着台湾又出了单行本。我写信告诉了他,并寄了一本台北远流版的《煮火》于他,他非常高兴,兴奋地给我来电话聊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我以后的作品,他说我的中篇普遍很长,希望能短一些。而我说,长短应视内容而言,对于我的作品在《百花洲》发不发,我并不很强求,只是希望我推荐的作品,尽可能上。在有一期只能上由他责编的一篇中篇时,他打电话问我,我说把我的放下,上我推荐的那篇。他在电话里说,我真的想不到你会这样热忱对待别人,你的那篇,我一定会安排。后来,他没能安排上便出国了,出国回来后,住院了……
从此,我与《百花洲》恢复到了“陌生”的时代。
文学刊物,应当是作家的“家”,更是各种流派的“沙龙”。在中国,刊物因人而生存,每个编辑都以自己手上有自己的“作者”为生存条件的做法,实在叫我不能理解。常常遇到国外的同行,听说他们那儿也有这种现象,但他们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因流派而聚。中国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台湾也一样存在。有好多次,痖弦来信总是说岛上的作家抱怨他们发表了太多的大陆作家作品,使岛上的作家生计成了问题。据说,许多刊物的编辑常常以自己能组到稿而在编辑部地位显赫,这种现象是否正常,我不能说。但这也多少反映出一种工作的能量,仅此而言。
我没有与朱焕添见过面,他在电话里虽然说过多次希望我能去看看南昌,话语中又多次有要我能够谅解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又颇费解。现在想起来,我是明白了一些。朱焕添以他宽容待人的胸襟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对作家与编辑部的一些误会,他总是主动地向作家联系解释,使人感觉到并非是作家与刊物的“稿件关系”,而是朋友。刊物与作者,自然应该是朋友。先是朋友,再是“生意”,事情可能就好办多了。刊物退稿,作家也不会有什么怨气。这正是先辈郑振铎他们那一代人的风格。这样的人,现在是少了。在无数次通话里,我认定,朱焕添正是这样的人。许多与我一样感觉的人,正是冲着朱焕添同志这样的胸襟去的。朱焕添先生走了以后,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感觉到了庐山的凉意。这倒也无所谓,文坛四季转着吹春风也是一种正常。
七年的交往,没有能够见一面,通话无数,竟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这大概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有的事,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哪个会不知道刊过自己多部作品的刊物门朝哪开?主编何貌?
不知我做的到底对错,但有一点,我是要抓紧补课了,免得留下遗憾。
王实味与胡适
? 程巢父一九九四年十月六日,全国第六届书市在武汉开幕,黄山书社以提前赶印的《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参展。十六开影印本,四十二巨册:二万六千元。惜无力购藏,艳羡不止。后来在南京、苏州、上海、武汉等古籍书店及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见到,唯望架兴叹而已(数年来此书已成各大城市第一流书店如“上海书城”镇店之籍)。五年来魂牵梦萦而不得亲炙之,今秋始购得一部(当然不是原价)。书未来,夙夜企盼;书来日,“内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娱以自乐”焉。它在胡适研究领域,其资料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殊不知此书仅印二百部,弥足珍贵!此文为藉助此书文献的开局之篇,兹略识之。
王实味与胡适的交往始于三十年代初,仅通数函,未曾谋面。原因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上,决议设立“编译委员会”,聘任胡适为委员长。王实味寄了一部译稿给胡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九日王致胡之信:适之先生座右:月前致书冒渎,并寄上拙译样稿恳先生校正,行将匝月,未蒙赐复,想系先生多忙,无暇应此渎烦。思之不胜惶愧!果如所云,请先生即将寄上之译稿及原书掷还,俾免系望。
多扰清神,维先生谅之。
即颂道安王实味 十一月九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这封信应属王致胡之第二封,此前,即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依第三信定此信日期,见后)随同译稿尚有一信,今不存。
王实味,一九○○年生,河南潢川人。早年考入北大,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共,后自动脱离。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当过小职员,在家乡教书。原名叔翰,笔名实味最早出现于《创造月刊》。在三十年代初,他大概已成为一位很有功力的翻译家了,故而敢于主动向编译委员会寄稿。编译委员会简章第二条规定:(一)历史部选择世界史学名著,如时代史、各国史,或一种学术或一种运动专史之类,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二)世界名著部选择在世界文化史上曾发生重大影响之科学、哲学、文学等名著,聘请能手次第翻译出版。
(三)科学教本部审查国内出版之各种科学教本,依据实地需要,延请专家编纂适用之教本。我想王实味所译大概属第二类。
迄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王又有致胡第三信:适之先生座右:阅报见先生近已返平,不知前上各函俱承鉴及未?拙译样稿寄上已九十日,敢请务于最近赐一结果!先生为国家社会多劳,味所深敬!然既主持译事,似亦不宜如此偏废。心爱贤者,敢贡愚忱。尚希鉴谅!祗颂道安王实味三十三年一月十一日通讯处:上海福履理路建业里东巷七十一号此信二十年前中华书局编印《胡适来往书信选》时不载,台湾胡颂平生前亦未见此信,故其于一九九○年十一月最后校订《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亦未涉及,惟《秘藏书信》辑存之。
因为三个月王实味没有获得回音,信里已经微露埋怨情绪了。但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教养大都不差,仍然保持了容忍气度与敬重尊长之礼。看来王实味似乎没有正式职业,在靠译书投稿维持生活,故有紧迫之感。此段经历只有靠刘莹夫人(今已九十三岁,未知健在否?)或其哲嗣来证实了。
这期间胡适在北平忙些什么呢?时值“九·一八”以后,国事纷纭,胡适在忙他们的《独立评论》和学人干政。迄五月三十日,事情有了结果,胡适才给王实味复信。文曰:实味先生:尊稿为审查所搁置,延误甚久,十分抱歉。现已取回,送呈先生,千万乞原谅。
有几处有审查人校记,想先生不见怪。匆匆,问安。
胡适上 廿二、五、卅实可惜译稿未被采用!当年编译委员会的稿酬是很丰厚的,其简章第六条:译稿与编稿,由委员会酌送稿费,约以每千字五元至十元为率。
这稿酬在当年的实际价值如何估定呢?若以单身人过平常生活,每月十元足矣。即王实味的译稿为编译委员会收购,王则可得稿酬数百元,可以维持数年的译书生活。而译稿若被接纳,王、胡的交往或可能延续下去,不一定后来王就必向左转。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购、阅书及投稿都极方便,他就不一定会离开上海,阴差阳错地去那是非之地,写那《野百合花》,种下亡于非命之因。中国真糟塌了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翻译家和杂文家!
假鲁迅事件真相
? 余开伟二十年代末期,曾经发生过一起有人冒充文坛泰斗鲁迅招谣撞骗事件,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成为读者关注的社会新闻。然而,时移世易,年湮代远,这个事件现在早已被历史淡忘,鲜为人知。只是在有关史料和鲁迅先生著作中尚有记载,可作轶闻趣事聊为谈助,事情经过是这样:当时上海政法大学学生马湘影(字萍痕)女士一九二八年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遇到一个自称“鲁迅”的人,此公向她吹嘘其小说集《彷徨》销了八万册,但他并不满意,扬言不久将创作惊世骇俗的小说让人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告诉马湘影女士,他在杭州苏曼殊大师的坟旁题了四句诗,并将此诗抄录送给了她。诗文如下:我来群寂居,唤醒谁氏魂?
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一、一○、十七年临别时,这位自称“鲁迅”的人还答应马湘影女士今后可以写信求教,他一定热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