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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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的德国人并不都是心怀邪恶、十恶不赦的罪犯，他们既不变态也不是虐待狂，他们都是极普通、极平常的一般民众，他们在家中都是好丈夫，好父亲。也有证据表明，参与大屠杀的德国人大多数也不是极端的排犹主义者。他们以理性思考为最后判断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他们在面临多重选择时，更容易以成本——效益标准来作为取舍原则，而置道德责任于不顾。还有比身旁熟悉的邻居、可敬的同僚和亲密的朋友以理性为工具去做丧尽天良、去干毁灭生命的罪行更可怕的事情吗？还有比平常笑容可掬、彬彬有礼的普通人一旦进入现代官僚体制后便自觉承担起执行冷酷无情和毫无人性的任务更不可思议吗？在一个理性和道德背道而驰的系统之内，人性成为了最主要的失败者。屠犹的邪恶正是在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因遵守自我保存准则而不会轻率鲁莽行事的情况下得以进行的。在“最后解决”仅仅四年的时间里，纳粹就屠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这有助于后人理解为何大多数德国人在犹太民族遭受种族灭绝时袖手旁观和麻木不仁了。
现代性下的杀人技术的不断进步，同样也使德国刽子手们对进行的大屠杀缺乏道德上的自责感。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使施虐者和受害者在空间上得以分离了。动物学研究提供了很多证据说明，同类被杀害时的痛苦可以传感到在现场的另外的同类。当一头猪被屠夫宰杀时，现场的另一头猪会鬃毛倒竖，口中不断发出短促的“咕噜”声，这是一种对同类的哀鸣，对自我命运的悲愤，因为它已感受到了同类被宰割时的切身之痛。现代技术已经使杀人者远离杀人现场，刽子手甚至只需按动一个电钮就可完成屠杀上千万同类生命的使命了，他们已经感受不到同类临刑时彻骨铭心的痛楚和对生命强烈的渴望，更不会出现因为那些即将死亡的孩子们童稚和清纯的眼光而唤醒了刽子手们处在黑暗中的良知的奇迹，刽子手们也没有因看到尸横遍地、哀鸿遍野而有心灵深处的震撼。刽子手们躲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一面嚼着口香糖，一面干着杀人的勾当。当猪类们因同类的惨死而发出“咕噜”声时，我们人类却因有效地残杀同类而窃窃私笑。
现代社会精密的分工体系，也使现代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成为罪恶的执行者而不自觉，就如一份被分割成众多碎片的藏宝图，拥有单个碎片的个体成员根本无法了解到整个藏宝图的意义一样。从对犹太人的监控、拘捕、运送、监禁，直到屠杀，甚至连屠杀本身也经过了细密的分工，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使个体的施虐者很难经历全部的杀人过程，每个施虐者仅仅是整个杀人链条中的一个微小环节，个体施虐者根本感觉不出应对受害者——犹太人的死亡负责。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不仅减轻了施虐者的负罪感，也使德国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犯罪之中。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管理“工程化”趋势，也使纳粹德国以非常冷静的方式屠杀犹太人。“工程化”是指人们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可以以某种标准设计和规划的某项工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工程的主要标准。纳粹德国的整个社会蓝图就是把德国改造成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目标的产品。在纳粹式德国的“大花园”中，不允许有任何旁逸斜出的杂草。纳粹各级“园丁们”随时在割除着杂草，而犹太杂草就是园丁们要重点修剪的对象。为维护和纯洁人类，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应被限制或消灭。纳粹高官希姆莱在1941年11月曾对他的按摩师弗里克斯·科斯顿说：“我知道‘最后解决’将带来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经过净化之后才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22〕从纳粹的意识形态来讲，战争即是高级种族之间的最后冲突，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纯洁雅利安人种。在战争中消灭可鄙的、低级的犹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种“伟大社会工程”中，纳粹意识形态代替道德成为评判个体行动的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得为此作出奉献，屠杀犹太人就是实现纳粹意识形态目标和证明社会成员忠诚的主要手段。犹太人已被异化为一种害虫和细菌，消灭害虫是不会有任何道德障碍的。
全欧洲的犹太人终于被网罗到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由现代国家编织起的密不透风的杀人之网中去了。反犹理论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屠犹的现代技术手段、高度细密的现代社会分工和纳粹德国拥有的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它们无不在“现代性”中诞生，也无不脱胎于近代理性之中。这种现代性因素不仅使中断大屠杀进程的内部因素丧失，而且使在“最后解决”的短短五年中，犹太民族丧生五六百万人。如果按照每天屠杀一百五十人计算，要想消灭六百万人需要一百多年。但纳粹仅仅只用了四年，这是传统社会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大屠杀。这一结论会使史学家们感到惊异的。长期以来，大屠杀要不被放在“犹太人问题”标题之下——从犹太人长期以来的亡国历史、鲜明的民族特性和顽强的宗教信仰等犹太独特性来研究大屠杀；要不就是在德意志特殊历史中回旋——德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德国民族的专制性格和德国特殊的国内环境。尽量使大屠杀“特殊化”为犹太或德国的问题，确实阻止了使大屠杀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类问题，以至于大屠杀的独特性掩盖了大屠杀的常规性和普遍性。但这种“犹太性”或“德国性”仅仅使大屠杀涂上了一层或薄或厚的色彩而已。这种色彩可以是白、黑、黄、红中的任何一种，大屠杀的对象也可由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换成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人，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任何集团、任何种族都可成为大屠杀中的对象。大屠杀从这一意义而言具有普遍性。把大屠杀从狭隘的民族牢笼中驱逐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舞台中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大屠杀竟是由现代性理念、现代性角色和各种现代性舞台道具共同打造出的一出现代性活剧。在这场现代经典剧目中，我们的父辈曾经做过主角，而我们现在仍然继续着他们的角色。大屠杀的经验包含在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中：道德无力、正义缺失和良知泯灭。
欧洲战争结束了，世界从纳粹的恐怖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和平降临了大地。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长眠于冰冷墓地后得到的永久安宁，犹太人以五六百万的性命换得了四年后以色列共和国的成立；对于欧洲来说，是乱云飞渡后的从容不迫，自由、博爱和人道与现代欧洲政治自此几乎相始终；对世界而言，大屠杀所包含的普遍意义足以警示后人：使犹太民族几近绝灭的现代性条件在当代并未消除，它们就存在于你我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你我钟爱的现代性中。如果说战胜纳粹是取得一场反击邪恶势力的巨大胜利，毋宁说它只是一场目前还远未见到分晓的胜利。
注释：
〔1〕〔22〕（加）安德烈·希里索：《盖世太保秘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141页。
〔2〕〔3〕〔5〕〔6〕〔7〕〔8〕〔10〕〔14〕〔15〕〔17〕〔18〕Unanswered
Questions，New York；1985；p。67、68、86、67、68、146、56、15、56、109、215。
〔4〕（以）阿巴·埃班：《犹太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9〕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California；1984，p。44。
〔11〕Klein James：The Holocaust and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56。
〔12〕〔13〕〔16〕（德）《纳粹集中营》（中译本），军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2、42页。
〔19〕《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犹太史”条目，转引自《新编剑桥近代史》（中译本）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0〕Raul Hi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Chicago；1961；pp。342～645。
〔21〕（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 吴明明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