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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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岢觥扒猜玻指粗谢戳⒑现谡薄�8〕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中途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把自己在伦敦被捕和脱险的经历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在英国的畅销使孙中山的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9〕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他自己则“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惟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也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惟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的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但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了，而康有为则因为受到朝廷的重视而不愿意放弃改良。同时，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使孙中山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他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依靠他们发动军事暴动。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通好，一方面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康有为放弃改良，一方面以同志身份与他们共同探讨救国方略，议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际，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认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高唱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识见与乃师大不相同。他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10〕。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他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11〕，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壮大了革命力量。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二十世纪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12〕。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具有政治反对力量色彩的组织也渐次出现，并且规模较大。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为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团体自动组织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正在日本进行革命宣传的革命者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二十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1903年初《湖北学生界》在东京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等陆续创刊，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从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从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三十七天就遭到封杀，就此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为之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13〕。《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14〕，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引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革命派一边同保皇派进行论战、宣传革命，一边积极筹备和发动武装暴动，一边也偶尔从事暗杀活动。1905年以后，革命宣传逐渐淡化，直接的武装暴动成为革命派的主要活动。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在西南地区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六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十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一、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醴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9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15〕。
其中，1907年就有五次之多。1908年以后，回国后加入国内新军的留日学生在内部自觉地组织共进会、文学会一类的组织，暗地里发展革命力量，策划武装起义。武装起义逐渐转变成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活动。
三、反抗的行动：宪政改革的过程
早在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16〕的建议，但未被重视。朝野上下就立宪取得一致意见后，由朝廷的军机大臣瞿鸿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宪政考察团回国后，大肆宣扬宪政国如何上下一心，民风如何淳朴，建议朝廷实行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17〕。各地士绅纷纷自发组织这种预备立宪团体，讨论和研究宪法，准备在正式立宪以后参与政治活动。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朝廷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现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立宪决心。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十四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做政府机构改革的准备。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七人、蒙古人一人、汉人五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于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九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十六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初，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愿团第二次上书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活动，清廷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请愿运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同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改革半途而废。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四十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够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8〕。
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在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视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的导火线，而保路运动又恰恰是武昌革命的前哨。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应该承担一点历史责任。毕竟，一个曾经兴盛而庞大的帝国最后是在他们手里结束的。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19〕，清廷所遭遇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