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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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陈衡哲都既是作家，又是学者，他们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学术交流构成了重要的内容。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22年10月又“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胡适自己已删了一遍，便首先请任鸿隽、陈衡哲再删一遍，足见胡适对陈衡哲的信任。当陈衡哲的《小雨点》在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时，胡适热情洋溢地写了序言，充分评价了它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陈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1926年7月，胡适正在环球旅行，当火车行于贝加尔湖边时，面对异域的湖光水色，他怀念国内治史的朋友，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介绍他们的新作，集中评价了陈衡哲的《西洋史》，称它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共收陈衡哲致胡适书信九件，其中有讨论学术问题的，如1924年5月28日关于“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定义”的讨论。有讨论创作问题的，如1923年2月20日关于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的讨论。有讨论刊物编辑方法的，如1923年4月5日对《努力》“小说”概念界定的讨论。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
一个女尼的忏悔
我不住的添着香，
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
我急切的敲着木鱼，
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
但是浓浊的香味，
死呆的声响，
总敌不了那鸟和花，
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着佛，
哀求那佛爷的援助；
但心浪涌得太高了，
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
我该忏悔了，
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
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
我该忏悔，
我应该忏悔。
这首诗没有收到集子中去，今天的读者已经很难读到了。抄录于此，不仅可以一饱读者的眼福，而且也可以从中参悟出他们之间情感世界的涓涓涟漪。当然，这首诗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从创作构思到艺术意境，放在今天诗歌创作中去，都该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友谊。其实，他们之间的友谊，实在比金坚，比玉洁。
《文坛画虎录》风波及其余波
1935年电影女明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人言可畏”》，指出：“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因此她更是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鲁迅对小市民读者心理的论述，对报刊“凑热闹”动机的分析，鞭辟入里，深刻犀利。
胡适、陈衡哲、任鸿隽是大家熟识的社会名流，他们“金坚玉洁”的友谊，也成了“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1934年《十日谈》第二十六期的《文坛画虎录》专栏上，发表了“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的短文。短文以评价陈、胡友谊为名，散布了许多不负责任的猜测和诬蔑之词。如说陈衡哲要与胡适结成永久伴侣，胡适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鸿隽；如说陈衡哲、任鸿隽婚后感情一直淡淡的，等等。短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是对胡、陈、任“金坚玉洁”友谊的诬蔑，也是对陈、任爱情的亵渎。陈衡哲和任鸿隽十分气愤，带着杂志来找胡适，胡适看了也十分生气。他们认为这是有意造谣和诽谤。胡适立即写信向该刊编辑进行质问，信写好后，任、陈做了修改，胡适重新抄写了一遍，再请任、陈过目，经他俩同意后，将信寄到编辑部，要求将此信登在下期《十日谈》的《文坛画虎录》栏内，并要求公开向被攻讦诬陷的三人赔礼道歉。胡适在信中对“象恭”的短文逐条批驳，辨明是非，以正视听。他指出：“象恭”先生此稿，事既绝不真实，又明明含有攻讦他人的作用。胡适在信中举出四条理由，用事实来加以批驳，说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例如其中的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讯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纯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婚姻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到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胡适、陈衡哲既是名流，又是“强者”，更何况手里掌握着铁一般的事实，正义属于他们。《十日谈》的编辑只好将胡适来信登出，并表示道歉。
白云苍狗，世事茫茫。《文坛画虎录》的“风波”结束了，四十年之后，又出现了新的“余波”。“风波”与“余波”是不同的，“风波”是捏造事实，“攻讦他人”；“余波”则是根据事实，着重分析；手段和目的，都截然不同。不过，同一事实，经过不同人的分析，见仁见智，结论也会出现差异，这不足为怪。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分析与思考了。
1920年7月，胡适应南京师范学校之约，为该校举办了第一期暑假学校讲学活动。时间大约一月有余。8月26日回到北京，江冬秀于16日生了一个女儿，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六十年之后，胡适的学生唐德刚先生才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后来，素斐夭折，胡适还写作了一首《素斐》的短诗。唐德刚先生认为这是一首“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6〕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胡博士替女儿取名‘素斐’，与衡哲洋名‘莎菲（SOPHIA）’字体与发音相去均远。唐德刚硬将博士悼女诗《素斐》二字换作SOPHIA，硬说胡博士‘悼女’实则‘怀旧’，更属无稽之谈，况别人的诗文，你可以随便乱加窜改的么？”〔7〕比较起来，美籍学者夏志清先生说得更客观一些。他说：“任氏夫妇一直是胡适的至交，也是他事业上最亲信的左右手，他对任太太是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但任、陈婚姻如此美满，胡适自己家里有个病中不准他看书、写诗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艳羡他们的幸福。他骗过江冬秀，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素斐（SOPHIA），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适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8〕
唐德刚也好，苏雪林也好，夏志清也罢，他们的看法只不过是猜测、分析，在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胡适博士自己了。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
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
添得新枝姊妹花。
还在诗末加注说：“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胡适博士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毫不含糊。后来，胡适的爱女素斐因病夭折，任鸿隽、陈衡哲还把自己的女儿给胡适做了干女儿，足见他们的友谊弥足珍贵。
陈衡哲回国后，1924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后结集在《小雨点》里。小说中的瓦德白朗是大学哲学教授，洛绮思是他的研究生，他们相爱了，并订下了婚约。洛绮思虽然极爱自己的老师，但为了事业上的成就，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瓦德白朗成全了她，并与一位中学体操教师结了婚。这是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表现的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为了事业，洛绮思坚持不婚主义，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胡适在《小雨点·序》中说：这篇小说“我和叔永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对于这篇小说，夏志清先生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他甚至说：“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9〕苏雪林女士则认为：“衡哲回国后，撰写了《洛绮思的问题》，是否写她单恋胡氏隐秘的心事，我们不知道。对于人家隐秘心事，乱加附会，是不应该的。”〔10〕
新时期开始后，胡适的研究得到了重视，并方兴未艾，逐步深入。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位女作家、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的陈衡哲，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应该写上陈衡哲的名字的。
注释：
〔1〕《西风·序言》。
〔2〕《小雨点·自序》。
〔3〕《中国新文学史·中卷》。
〔4〕《胡适存件》。
〔5〕胡适《留学日记》。
〔6〕《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先生的婚恋生活》。
〔7〕〔10〕《我的朋友胡适之·也谈胡适留美时的女友》。
〔8〕〔9〕《我的朋友胡适之·胡适的太太和女友》。
打假要靠谁
——对梁彗星先生的诘词
？ 陈云良
依照习惯思维，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明知故问：打假要靠政府，不靠政府又靠谁呢？
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1月1日实施生效以来，由于出现了知假买假的“王海现象”，对于如何理解第四十九条关于加倍赔偿的规定，引起了人们广泛、持久、激烈的争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与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