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2-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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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到底还是邵建先生欺负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读者。可以说，读者只要自己去读鲁迅写于1930年初的那篇万余字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或许就不会还相信邵建先生写的这篇极好的“说理”的文章了。这里只想举几个小例子，就能看出作者是在怎样地欺骗读者。比如，邵建先生说鲁迅这篇文章“本来是单挑梁实秋”的，可只要我们从头读下去就知道，鲁迅决不是在“单挑梁实秋”，而是还有个“们”。鲁迅在这篇文章第二部分一开头就这样明明写着：“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却决不只一人。”在第五部分又说道：“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此外，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点了一长串梁实秋“们”的名字，我们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出鲁迅决不是“单挑”，尤其是邵建只抄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第六部分的最后两个自然节，他却不抄这部分的第二自然节。鲁迅那话是这样说的：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是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我想，抄了这些，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哪怕读者也像邵建先生一样也以他们“今天的眼光看”——化用邵建先生的句子，这就是说，我既不怀疑读者的能力，也不怀疑读者的动机。再退步说，即便读者读了这些，也还是要得出与邵建先生一样的“结论”，那虽然是没有法子可想，但于鲁迅至少多一点公道——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七十年前的某些事已经并不公道了。现在该说一说鲁迅与国民党，或说鲁迅到底反不反国民党。
真巧，1999年第3期《新华文摘》上有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与国民党》，原发在1998年第6期《湖北大学学报》上，作者王敬文。这篇文章当然没有说鲁迅是如何反国民党的，但通过几件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国民党与鲁迅的关系。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这就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革命日报》上便说鲁迅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收买’（而梁实秋说的是鲁迅‘到XX党去领卢布’。要知道在当时，这句话如果坐实了，就会被杀头——引者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鲁迅不得已于3月19日离家出走避祸，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权保障同盟执委会委员杨杏佛被杀，鲁迅的生命安全几度受到严重威胁。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1930年12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教育部长时，有人向他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就是鲁迅，就是最激烈地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头子，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在案的这个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请蒋介石注意，对鲁迅加以迫害、镇压，借此邀功。可是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却认为这是一次拉拢鲁迅的好机会，便回答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后来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鲁迅家里，说了这事，遭到鲁迅的拒绝。到这年的年底，鲁迅的特约编辑的职务就被裁掉了。这个情况，在鲁迅的学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鲁迅的印象》（1970年修订重刊本）中也有记载：‘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抄到这里，我想“仅在这一点上”来说，胡适是简直不能与鲁迅相比的。接着，据知，“在鲁迅逝世前的大约十年时间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充分施展了他们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一方面加紧对鲁迅进行监视、迫害、打击，通缉令直到鲁迅去世时仍未解除；另一方面他们也始终存有幻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通过多种渠道妄图拉鲁迅转向。但伟大的鲁迅却岿然不动，横眉冷对反动派的一切阴谋诡计。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到头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又抄了上面这些后，忽然觉得自己好笑起来，鲁迅反不反国民党，鲁迅与国民党的关系到底如何，还用得着我在这里抄这些“证据”吗？有他的著作在，他那一篇又一篇辛辣的杂文就是最好的证据。读者只要读一读鲁迅在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写的一些杂文、诗歌、通信，你就知道鲁迅与国民党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仅在这一点上”，鲁迅和胡适有着鲜明的对比。
写到这里，我想说，邵建先生那篇长文中还有不少话都只是在欺负一些不读鲁迅的读者，我不想就这样一条条地对着抄下去，有心的读者自己去看吧。只要不是像邵建先生那样支离破碎地指责鲁迅，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结论是好还是坏。
写到这里，我还要说几句胡适。
胡适是很伟大的学者，他对中国的贡献与其说是在中国如何“建设”的理论方面，不如说是在新文学方面以及改革中国的教育方面。你只要读他的著作，就不能不感到他的一生主要是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和新文学的进步以及中国教育的改革。从他写《文学改良刍议》到一而再地出版白话诗《尝试集》，可以说他是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白话和白话文学而奋斗的。这也是我在读他的文集时最深也最直接的感受。当然他本人由于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幻想中国也能像英、美一样，能有一个好政府，建立一个好制度，然后让这个好政府好制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然而，如果不能说是他的天真，那么就是因为他虽然读了那么多中国的古书，对中国的社会对中国广大的民众仍然是缺乏深刻的了解（尽管你从他的《归国杂感》等文章中也能读到一些这种“了解”），以至于让鲁迅这样目光如炬的人看来他的举动是何等地可笑。1933年1月31日与杨杏佛等察看当时北平三监狱时，胡适虽然看到了监狱的犯人生活待遇较差，还让政治犯带脚镣，不准看报等，认为是违反人道，应该取消，但殊不知，他看到的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