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2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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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前成长起来的将领，离开军校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参加正规的深造教育；更由于连年内战，升迁甚快，不少人职务高了，而其军事素养并未随之相应提高，并没有具备指挥其所统率的军、师部队的卓越能力。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曾对蒋提出过意见，说一个军人“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４８〕抗战期间军队伤亡大，加以部队多次扩编，军官的升迁更快，许多军、师长不过三四十岁，能真正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为数甚少。当然，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与指挥能力，甚至比入校深造学得更迅速、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军”中这种将领为数并不多。
抗战期间，作为军事素质另一重要方面的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比之军事技术、指挥能力而言，“国军”的将领同样缺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他对这方面的看法。他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线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和）勇气。”〔４９〕接替史迪威的第二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也颇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５０〕当然，这些美国将军们是从美国将领的情况出发，并以轻蔑中国军队的态度作出种种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有的还夸大其词。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师长没有位置于自己部队后方50英里指挥作战的情况，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更不在少数，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就有多人。不过，也不可否认“国军”中确有许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军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养。
第十部分：后论作战指导 4
其实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军事素养及品德不能适应战争要求的情况也非常清楚并表示不满，在历次军事会议上都提出批评。如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过去的失败，完全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缺乏学问的研究”；〔５１〕1938年11月26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功。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５２〕1940年3月6日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只知沿袭陈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制胜千里的效果”，〔５３〕等等。对将领们“疏忽、骄傲、欺骗、犹豫和迟疑”，以及“怯懦、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蒙蔽军情、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等，也经常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的批评有时有以偏概全的过激成分，并不是“国军”所有将领的素质都这么差。但难以否认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真正具有卓越素质的优秀将领并不多，特别缺乏优秀的高级参谋人员。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应蒋介石之请陈述的“国军”缺点：“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５４〕正是由于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高（抗战后期较前稍有提高），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不多，又受前述战略决策、作战指导片面性的影响，所以正面战场的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来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的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的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
蒋介石既然清楚许多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德国顾问和美国的史迪威等又都曾建议更换无效率的高级将领，而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作呢？这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不是蒋介石不想更换，而是他不敢更换。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曾说过：当时一部分（实际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当然不行。〔５５〕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统计，共有１３．４万人。其中旧式陆军中学堂和小学堂出身的约3万余人，保定、黄埔及各兵种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行伍出身的约4万人。抗战期间伤亡严重，每年要补充４．５万人方够需要。其中四分之三由各种军校及速成训练班培训，其余从部队中的士兵提升。但由于伤亡过大、过快，至1943年时，部队正式军校出身的仅有3758人，其余均为非正式军校（包括速成训练班等）及行伍出身的军官。〔５６〕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另外各速成性质的训练班训练了97577人，又从士兵中提升了84235人，才弥补了基层下级军官的缺额。〔５７〕
许多战争中提升的下级军官原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士兵，正如冯玉祥所说：百分之八十五勇敢善战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５８〕不过，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又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军官教育，所以在军官必备要素——指挥才能和训练能力方面不如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战争对基层军官的要求，因而他们升迁极慢，能晋升至团级指挥官的为数很少。
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一般说在战术运用、战斗指挥和训练部队方面能力较强，而且也并不是都不如行伍出身的军官勇敢善战。抗战期间曾出现过许多作战勇敢、指挥卓越的中下级军官。但正式军校毕业的军官也存在着学非所用的问题。在校学的当时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在绝大多数部队中没有；到达部队后，所学知识又和部队实际脱节，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适应现状，这就影响了战术、技术能力的发挥。
抗战后期，虽然因外援的逐渐增加在装备上有所提高，但许多军官的素质却有所下降。如汤恩伯所说：“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５９〕这虽不是所有部队的情况，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第十部分：后论作战指导 5
（二） 军队战斗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只能生产步兵轻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给，重兵器全靠进口，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在军事训练上，除中央直系军队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受过不同程度的良好训练外，大多数军队的训练内容落后，很不适应当时的战争。抗战前期，不少地方系军队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法，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都还不知疏散，仍用相当密集的战斗队形，以致增大伤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达阵地之前就已被日军炮火及航空兵杀伤近半。抗战胜利前夕，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系军队依然如此。〔６０〕
除了军官素质、军队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士兵的素质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民国以来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军队士兵都是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失业青年及难民等，国民政府没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兵源。抗战期间部队伤亡极大，虽然抗战开始时有不少爱国青年及华侨自愿参军，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弥补前线战斗伤亡的缺额。所以兵员的补充及其素质就成了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兵役法”，准备实行征兵制。1936年开始真正实行。首先在华东、华中六省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至当年底共征集了约5万新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这时国民政府的兵源主要来自西南、华南各省。由于兵役制度不健全，征兵单位多与地主豪绅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换人、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丛生。许多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绳子捆起来，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视兵役如瘟疫，深恶痛绝。被征、拉的壮丁，病、死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据国民政府发布的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不包括在征拉过程中病死、逃亡的人数），但实际送到部队的壮丁仅1200万人。〔６１〕这些送到部队的壮丁，一方面由于多数是强拉来的，思想抵触，加以军官虐待，官兵关系紧张，多不安心于军队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于壮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为文盲，接受军事训练的能力甚低，而担任训练新兵的后补团、补训处对训练新兵的工作极不积极，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为满足，所以补充到战斗部队的新兵，连基本的战斗知识及技能也不具备；再者是他们的体质也极不壮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军”的战斗力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全面抗战开始时部队老兵多，补充至第一线的也多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来的受过训练的老兵；特别是军官及士兵当时怀有强烈的爱国激情，抗战意识高昂，所以虽然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不仅装备训练较好的中央直系军队战斗力强，在淞沪会战等战斗中表现出色，就是装备、训练较差的地方系军队的战斗力也极强，在徐州、武汉会战中顽强战斗，创造了出乎日军意料的英勇战绩，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随着兵员素质的下降，特别是受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