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正向战场作战记-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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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国际形势和日本的侵略企图 2
１９３５年６月，日本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军事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借口中国驻张北部队一度扣留进行侦察活动的４名特务及天津２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从平津撤退宪兵第３团、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与（排日）事件有关的国民党党部和排日团体，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同时还要求：“驻平津的第５１军和中央直系军队移驻保定以南，禁绝天津国民党党部、蓝衣社以及其他秘密团体的反满抗日的一切策动，承认在今后发现有这种策动事实时，日本军可以随时采取适当措施。”６月１０日，何应钦“根据中央（汪精卫）训令，全部接受日本军方的要求”，并“决定将中央军第２５师及第２师从河北省撤出；国民政府通令全国，禁止排外排日”。〔５〕中方在日本的压力下与日本签订了《秦土协定》，达成了《何梅协定》。从此，日本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了平、津及冀、察两省。
日本在获得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后即加紧策划冀、察、晋、绥、鲁“华北五省自治运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即将到职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提出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 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６〕１１月，日本首先组建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接着逼迫国民政府建立了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人主持），实际上把冀、察两省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这理所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活动，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响应。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了《处理华北纲要》。《纲要》中说：虽然“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但“不能为扩大地区而操之过急”，要“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再“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７〕紧接着，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１日在日本议会第６８次会议上公开发表了“对华三原则”。这是根据军部的意见、针对蒋介石的“和平提案”制订的。
蒋介石于１９３５年夏派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送交了《中日和平提案》。主要内容有四点：“一、 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二、 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的不平等条约暂时除外；同时中国停止排日教育，日本停止对华优越主义之宣传。三、 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中日经济提携。四、于经济提携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８〕广田基本上同意该提案，但军部反对，坚持要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因而广田在“日军制订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计划的同时”，令外务省东亚局与陆、海军当局合作，于１９３５年８月５日制订出“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国的计划”。１０月４日，该计划由首相和陆军、海军、大藏等大臣通过，秘密发给驻外外交官。公开后发表的三原则要点为：一、 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 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 中日共同反共。但广田在对外交官作补充指示时解释三原则的实质和公开发表的不尽相同。其主要区别为：一、 在第一条中要求中国停止依附欧、美的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和日本合作；二、 如暂时难以承认伪满洲国时，目前可暂且对伪满洲国的独立加以默认，至少在与满洲毗连地区的华北方面，与伪满洲国之间实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助合作；三、 省略了“中日两国根据相互尊重独立的原则来合作”这句话。〔９〕据广田说，“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谅解，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１０〕其实“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１１〕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首相冈田启介的私人秘书官（误认为是冈田），并击伤了日本天皇的侍从长。政变被镇压后，３月９日组成了受军方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为加速侵略步伐，陆军和海军都提出了修改《国防方针》和扩充军备的要求。４月６日，日军在北平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部附办公处”，由松室孝良少将以驻屯军司令官代表的资格负责“从速使华北局势明朗化”。〔１２〕４月１８日，新任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元帅宣布： 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由原来军部任命的少将级提升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中将级；同时决定向华北增加兵力，将中国驻屯军的人数由１７７１名增至５７７４名，使之成为一支编组有步、炮、骑、工诸兵种和坦克队的野战兵团。５月１日，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少将为司令官。
第三部分：“七七”事变和平津作战国际形势和日本的侵略企图 3
１９３６年６月８日，经陆军和海军共同制订的日本《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用兵纲领》等文件修改完毕。这次作为假想敌国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和苏联，同时包括中国和英国。“国防方针与过去一样采用速战速决主义，强调在作战一开始即发挥强大威力。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感觉到以现有国力，不能承受长期持久的消耗战。但是，所确定的假想敌国美国、苏联、中国，以及新增加的英国，都是大国，对此并没有必定取胜的手段，无论同哪一国开战，都有成为长期作战的可能性。因此要增加能维持长期持久作战的必要思想认识与准备。”〔１３〕关于“国防所需兵力”，陆军确定：“战时５０个师团，常设师团为２０个，其中６个满员师团设置于满洲，同时重视航空军备，先准备１４０个中队，将来必须更加快速地扩充。”〔１４〕海军决定：“负责外线作战的部队以下述兵力为基干，并配备适当的辅助兵力： 主力舰１２艘，航空母舰１０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６个（旗舰６艘、驱逐舰９６艘），潜艇战队７个（旗舰７艘、潜艇７０艘）。”另外有“陆基航空兵队６５个（每队常用机１２架、备用机６架）及舰载飞机２９１架”。〔１５〕
１９３６年８月７日，日本五相（首、外、陆、海、藏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日，四相（首、外、陆、海相）会议还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当前“对华实际措施的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１６〕根据这个方针，８月１１日日本内阁有关各省又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更明确地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除仍“把该地区（华北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防备苏联的侵入”外，对南京国民政府要“具体地设法促使该政权逐步采取反苏的态度而接近帝国，特别应采取措施，使该政权不能不自行进一步努力改善华北的事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订立日华军事同盟和“解决日华悬案”。主要有“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最高级的政治顾问，参与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工作”，“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建立日华航空联系”和签订《日华互惠关税协定》等。此外还要求加强“日华经济合作”，“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１７〕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对华北方面，使用２个军（５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３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９军（３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１０军（２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１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要求海军一开始就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１８〕但限于兵力，为避免与中国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在作战指导方针上，规定打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
正当日本积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之际，恰巧于８月间发生成都事件〔１９〕，９月间又发生北海事件〔２０〕。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武力威胁。９月９日，日海军第３舰队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派第13驱逐队和第１６驱逐队开广东、北海。１５日海军军令部制定了《北海事件处理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从速贯彻日前正向国民政府进行的要求，促使其迅速表明排除在北海的抵抗的决意”；决定向北海增派兵力： 第１航空战队、第２航空战队、第８战队和特别陆战队１个大队，另外令第２舰队、第１水雷战队、特别陆战队３个大队及舰载战斗机和攻击机各２４架为待机兵力……“与上述措施并举，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与成都事件合并强行解决”。〔２１〕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也制定了《对华时局对策》。其主要内容有：“对华中、华南，在目前形势下，不以陆军行使实力。如抗日行为波及华北，为预防不祥事件发生，于适当时机派遣一个师团至满洲，在锦州附近待命。万一在华北发生有损帝国军队威信之事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予以惩罚。此时，上述之一个师团及关东军司令长官所属部队之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