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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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闹着，肖永智政委进来了：“驴肉是从哪来的？”
“买的……”大伙有点紧张，“这毛驴的腿摔断了。”
“买肉的钱是哪来的？”
“是自己的，从家里带来的。”
“有没有强买强卖？老乡愿意吗？”
“没有强迫，老乡们高兴着呢！”
“那就好。在鲁西北，老百姓把驴肉叫做鬼子肉。既然是吃鬼子的肉，我也参加一份，行不行？”
当然行，大家热烈欢迎。
前些日子，骑兵小伙子们成天开会学习，都快被政委和特派员给教育傻了，现在猛地见到个性格开朗的旅政委，心里真是舒服。
肖政委和战士们的关系很好，对群众纪律也十分重视，骑兵团的“满缸运动”、“清扫运动”都是由他倡导发起的。
骑兵的排场大，别说是宿营，就连路过村庄休息一下，都要松肚带、卸马鞍、饮马喂料，弄出好大动静。以前，部队不管打扫卫生的事，歇息完毕说声“开拔”就走了；现在改了规矩，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把草屑、泥土、马粪清理干净才能出发。政治处还要派人来检查，发现有谁偷懒、有谁欺负老乡就要受处分。
刘春雷说，有一首歌是肖永智政委教给大家的，他一直都记得：
十八集团军，表现真是好，八项注意都做到，组织纪律好；
吃的是窝头，铺的是干草，穿的衣服谈不上，冷热就一套；
没有钱发饷，枪炮是土造，先苦后甜慢慢熬，大家辛苦了；
咱们先遭罪，幸福将来到，先苦后甜慢慢熬，同志努力了。
…………
从太行山前往鲁西北，要穿越被敌人严密控制的铁路线和公路线。斥候骑兵不但要进行越前搜索，还要向左右两翼放出游动警戒，特别忙。那段时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常发生斥候兵失踪事件（这一般就算是阵亡了）。过南宫县的时候接连有两个斥候兵没回来，团部着急了，就规定斥候骑兵再不许单独行动，每次出任务都要以小组为单位。
徐青山特派员不大相信失踪的战士都是牺牲了，亲自到斥候队来调查情况，还专门跟着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大刘知道，特派员这是对自己有些信不过。
傍晚，斥候小组照例向侧翼游动，刘春雷他们发现公路上有四五个日本兵正嘻嘻哈哈地吆喝着两头猪，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按以往的规矩，斥候兵发现情况之后不必打仗，回去报告就行了，可徐特派员却非要打不可，还说八路军就是“要游要击”、“游是手段，击是目的”。骑兵们怕被当做“右倾”，只好散开队形迎了上去。
打了不一会儿，从旁边的村子里突然冲出好几十个鬼子，原来，这周围有日军的一个中队，刚才在公路上的只是他们的尖兵。骑兵们见势不妙，边打边撤。
徐青山以前只在大山里打过游击，没在平原上打过仗。他不知道往青纱帐里跑，却绕着一棵大槐树转来转去地打枪，结果坐骑跑掉了，警卫员也被打死了。不过特派员勇敢异常，子弹打光了就掏出手榴弹，高喊：“同志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到了！”
斥候兵们心说：“献什么身呀？旁边就是青纱帐，趁还没被鬼子包围，赶紧开溜吧！”几个人拉着他就跑。
刘春雷把战马让给特派员，自己徒步走。他是当地人，地形熟悉，办法多。要是徐青山、刘金魁他们落了单，两眼一摸黑，再加上湖北口音、四川口音，那可就麻烦了。
大刘跳进道沟，一边跑一边打枪，等战友们走远了，敌人也快围上来了。他连忙脱了军服、丢掉步枪，跑进高粱地和避难的老百姓混在一起。当时正是夏天，刘春雷穿着小褂光着脚，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八路。鬼子过来验看每个人手掌上的老趼。用这方法搜查步兵还可以，对大刘却没用。当骑兵的成天握着铡刀铡草料，手上的趼子和农民一模一样。
刘春雷在外面转悠了两天，第三天追上了队伍。按道理，步枪丢了应该算是个事故，可这一回谁也没批评他。以后再讨论入党的事，徐青山特派员就明确表示支持：刘春雷同志在家门口和部队失散，能够克服困难坚决归队，这说明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是个好同志！
1939年9月，一二九师骑兵团穿越敌人的层层封锁到达山东聊城地区。骑兵们配合先遣纵队和鲁西八路军各部，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2月，骑兵团挺进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打击伪军李连祥部（八路军在鲁西先后有两个“七团”，教三旅的七团被称为“老七团”，团长是刘正，1942年在山东鄄城县牺牲；现在说的这个七团是“新七团”，即后来的新八旅二十四团，团长徐宝山，1942年在山西姚门口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缴获了三百多条枪，抓了两百多个俘虏。
照往常的惯例，抓到伪军俘虏不过是开个会、训几句话就放人了，可这次，肖永智政委却要求把俘虏带回去。他说这伙人是范筑先司令的旧部，有的曾经打过日本，要动员他们参加抗战；有的曾经搞摩擦、杀过共产党人，要进行甄别审查。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从荏平返回聊城的七集镇休整。中午，部队正准备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担任越前搜索的斥候兵回来报告：“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
黄家景团长举手示意部队停止前进，吆喝一声：“去看看怎么回事？”刘春雷他们立刻开始干活，七八匹马分成两路向左右两翼搜索侦察。
顺着公路往西跑，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春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胡子花白、腰弯背驼，可精神矍铄，一看见八路军就主动上来搭话：“小伙子，你们是想问鬼子的事吧。这事不用问别人，我知道。”
“早上，有辆汽车，绿色的，从聊城开过来，说是到东阿去，晌午过后还要回来。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①。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说了好些混账话，叫我们在墙上写‘中日亲善’的标语。你说，我们能写那玩意儿吗？……”
大刘觉得老大爷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带去见团长。
这老头是个话痨，见人就说日军汽车的事，骑兵们一听都嚷嚷起来：“鬼子真是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候兵跑过来报告说：“有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肖永智政委也在队伍里，黄团长、廖政委和领导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
命令传达下来：三连在路南护卫伤员，看守俘虏；四连在路北“守马桩”；一连和二连在公路两侧设伏。刘春雷本来想把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大爷送回家去，可老头死活不肯走，非要亲眼看着八路打鬼子，大刘只好陪他蹲在路边上。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二连正在设路障（当时的“路障”就是找一些钉耙子，铁齿朝上摆在路面上——这些农具要临时去借），伏击阵地还没弄好，汽车就到了跟前。参谋长徐国夫急了，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机枪架在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开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日本卡车一下子就冲到路沟里，翻了。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躲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咿里哇啦”地直叫唤，指挥部下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的八路军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乱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着：“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八路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那个大喊大叫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
二连的老连长王永元，这时候既不是官也不是兵，不知道是个什么身份，可他的威望还在，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上去，二连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的汽车给围住了。
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愣是背靠着背和一大群八路军拼刺刀，不死不歇气。汽车边上趴着个日本军曹①，被翻倒的车门压住了不能动。王元力跑到跟前想看一眼，小鬼子突然拉响了手雷，崩起的弹片把老王的脸上划了个大口子，害得他从此破了相……可是，鬼子再凶悍也抵不过咱们人多。四班副班长马德元腿部中弹，带伤砍了两个鬼子；其他战士你一刀我一枪，很快把敌人消灭了。
几个鬼子兵躲在乱坟岗背后顽抗，小战士李茂林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抱着个掷弹筒转身就跑，被八路军一阵排子枪撂倒了。
这场战斗，刘春雷从头到尾没放枪，一直陪着那个老头看热闹。仗打完了，他跑到汽车跟前一瞧，却看见二连排长王元力脸上缠着绷带，坐在地上不言语。警卫班的李茂林拎着一挺歪把子机枪，站在他旁边一个劲地抹眼泪。大刘觉得真是怪了：人家王元力受了伤都没有哭，小李子这么伤心是为了啥？
李茂林是政治处况玉纯主任的警卫员，当时况主任还没有马刀，警卫员当然就更没有了。战斗一开始，小李就盯上了鬼子宣抚官的军刀，心里稀罕得要命，可惜他动作慢了点，日本刀落在了王元力的手里。王排长嘴巴被弹片划开了，说不出话，可就是抓着军刀不肯撒手。小李子急得直哭，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唠叨：“凭什么你们能有马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一把刀也没
有？……我拿机枪和你换马刀还不行吗？……”
最后，王排长被这小家伙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让给他了。那军刀把上镶着三颗星，是日军大尉的佩刀。
半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八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七名红军骨干。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这场战斗在鲁西北的影响很大，因为，自从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当地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直接和日军交战，鬼子在聊城一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把人民群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再次掀起了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八路军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当时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三七年，鬼子进了中原，
先占了卢沟桥啊，后占了山海关。
那火车就开到了济南，哎咳哟，
鬼子就开大炮啊，八路军就拉大栓，
瞄了一个准啊，打死个日本官。
…………
当天，骑兵团在小冯村安葬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