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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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同志还明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任务仍然很艰巨”，可更多的人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当时，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似乎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像土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冀鲁豫各地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待人和气，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年轻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找对象的风气，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乡村经过1942年、19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19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于是，前两年民间里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又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子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都眼热热地瞧着白马连、红马连，自然也就给刘春雷们的成家计划创造了条件。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春雷排长也有了对象。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别人私奔了。19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出家门，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调解，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自己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女子对大刘的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时常到庙里来探望姐姐，姐妹俩就为了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姐姐跑来替妹妹做媒，刘排长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妹妹的模样很俊俏。但刘春雷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通过观察，他认为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定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也美观起来，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来了个八路帅小伙儿当小女儿的未婚夫，不仅面子回来了，还能够享受军属待遇，有一亩半耕地可以免纳公粮。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春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19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揪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过她的。
这位姑娘名叫贺娟子，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替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两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春雷都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19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可是没想到，19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多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蒙，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感觉莫名其妙，还是坚决执行指示。连长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可是，女人们就没这个觉悟了。刘春雷的那一位，以为是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不得了，直接跑到团部去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未婚妻也十分坐蜡，面对气呼呼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
哭……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
可在当时，刘春雷排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继续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能回家卖豆腐。对于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他只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他的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共产党不是号召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吗，那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而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了？……
刘排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赴滑县作战，刘春雷终于能够借打仗的机会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19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春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姑娘。
骑兵宿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像步兵一样的先集合再出发，通常是开拔令下达之后，各部队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全团逐渐汇合在一起，上千匹战马排成长龙，人马欢腾，惹得乡村里的老百姓们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如果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就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檐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的前面。可走了二三十里地，刘春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早晨临出发时，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一排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扑上来的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副连长王元力赶过来解决了问题。
王元力在19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脸部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害怕他的模样，泼辣的贺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斥候分队出去摸情况。斥候骑兵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况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吗，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两三百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像是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地盘，日军来了打日军，共军来了打共军，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巧遇上卫南县大队，两边就干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兵痞流氓，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四五百人，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