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骑兵-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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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骑兵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准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1945年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而刘春雷也被抽调到军区交通处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被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春雷的工作是辅导军邮员们合理使用马匹，学会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春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机会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睡觉，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确实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胜利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是“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乘骑军邮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休养所、被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兵工车间里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弄成那种颜色；休养所里的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像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军邮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年龄大小不一，穿着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春雷和军邮交通员魏二民在河边清洗装邮件的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19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大刘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两个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飕飕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像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
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唧唧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吗？”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两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是老革命交通员，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老革命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捎封信吗？”
“你有立功奖状吗？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帮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可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许多年以后，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回忆起往事，依然感慨万千。
19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二百五十八名，八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三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这样记录：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十四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九挺，掷弹简六个，步枪五百余支，毙伤敌伪顽军七百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骑兵团荣获的三面奖旗——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冀鲁豫军区授予的旗帜是“艺高胆大”，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是“胜利冠军”锦旗。
刘春雷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大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春雷学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笔名叫豆子，真名不知道是什么。他瘦瘦的一个人，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豆子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像棵豆芽菜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的。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他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春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和鲁迅、加拿大和上海、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排长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这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大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一缕毛缠在上面，得意地挥舞着这把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塞到大刘手里。从此以后，刘春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春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
“为什么不让抽？”
“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
“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
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
“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
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春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
“好的，马上就好了。”
“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一会儿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
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要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游击队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就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需要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刘春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去捡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两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春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为刘排长画的那幅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春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大后方比较安全，可刘春雷在濮阳却并不安心。
这两三个月，前方部队一鼓作气，在郭小砦战斗和南乐战役中歼灭了汉奸孙步月和杨法贤。捷报传来，大刘觉得战友们流血打仗而自己却在后方送信，有些不合适。再加上这时候各基干团经常跑到后方机关来要干部，有的想调他去当队长，有的想请他去当参谋，刘春雷不大愿意当步兵，就想着赶紧回到骑兵团去。
跑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道：“军邮队训练得差不多了，让我回部队吧。”
“军邮队的水平确实提高了，可是，你还有个任务，帮助魏二民把抽大烟的毛病改掉。”
“你自己怎么不管？”
“我忙嘛。你和他熟悉，这事就交给你了。”
说刘春雷和老魏熟，其实刘鸣九和魏二民更熟。刘鸣九是抗战前的老地下党。他给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当警卫员的时候，魏二民就是特委的交通员，两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不过也许就因为彼此太了解，刘处长反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