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秦汉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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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诏令。从此李斯前程似锦，在公元前　２１９　至前　２１３　年的某个时候，他升任
帝国的最高职务——左丞相。直到他在公元前　２０８　年死去时，他一直担任此
职。在此之前，当他的地位还不那么稳固时，有的史料指责他曾经策划将他
从前的同窗韩非置于死地，韩非于公元前　２３３　年从韩②出使到秦。但是，此事
的记载被混淆了，李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韩非之死有关，还远没有弄清。
司马迁把逐客之令与一个“水利设计者”郑国的阴谋联系起来，这几乎
肯定是错误的；郑国也从韩来秦，据说是为了诱使秦将其物质和精力耗费在
建造一条灌溉河渠上。当“阴谋”被发现时，河渠已完成了一半；据《史记》
李斯传记载，①这个发现是下逐客令的直接原因。然而此渠本身在以后完成
了。渠约长　１２０　公里（７５　英里或　３００　秦里），其走向大致与渭水平行，在渭
水之北，它自咸阳之北往东北伸向黄河支流洛水。这一异想天开的故事因以
下的事实而更不可信：河渠在公元前　２４６　年开工，而逐客令是在公元前　２３７
年颁布的。逐客令事件与嫪毐于公元前　２３８　年被处死及吕不韦于公元前　２３７
罢相之事（两人都非秦人）年代上的一致有力地说明，是这些事件而不是建
渠之事，促成了逐客令的颁布。
总之，这条河渠无疑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还应连带提到另一件几乎同


① 此书已被理查德？威廉译成德文：《吕氏春秋》（耶拿，1928）。
① 卜德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论述了李斯的一生和成就。
② 韩位于秦之东。
① 《史记》卷八七，第　2541　页（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第　15—21　页；第　59—62　页对此有进一
步的讨论）；《史记》卷二九，第　140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3　卷，第　523　页）。



时进行的非凡的水利工程。这就是横贯四川成都平原的灌溉河渠网络，约在
公元前　２５０　至前　２３０　年时期，它通过挖凿一条巨大的石质河渠而得以建成。
关于这两项成就的重要意义，后面还会再谈到。②
公元前　２２７　年，燕国（位于今之北京地区）为了极力阻止秦国军事机器
的迅速推进，派使者荆轲至秦廷，随带一张作为臣服象征的燕国地图和一个
在燕避难的自■的秦叛将的首级。在随之而来的朝觐中，荆轲抓起一把藏在
地图中的匕首攻击未来的秦始皇，但在行刺快要得逞时被砍倒。约在　１０　年以
后，又发生两起行刺事件，但同样没有成功：一起在公元前　２１８　年，另一起
也在这一年的前后。③
但是中华帝国形成以前的最后几年的主要特征，是单调乏味地叙述军事
征战和作为一个多世纪劳动和组织的最后成果的胜利。奇怪的是，最后一个
计算敌人伤亡数的事例是据说在公元前　２３４　年“斩”赵国士兵的首级　１０　万。
此后，记载就从杀人转向兼并领土：连续五次东进，所征服的国家为韩（前
２３０　年）、赵（前　２２８　年）和魏（前　２２５　年），然后征服南方的楚（前　２２３
年），接着又征服东北的燕（前　２２２　年），最后在公元前　２２１　年征服了更东
面的齐。随着这一次最后的征服，全中国都归秦统治。列国纷争之局变成了
第一个中华帝国。




































② 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第　4　卷，第　3　部分，第　285—298　页详细地描述了这两项工程技术方面的情况。
关于与这些工程有关的近期考古发现，见王文才：《东汉李冰石像与都江堰“水则”》，载《文物》，1974。7，
第　29—32　页；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载《文物》，1974。7，第　33—38　页。



胜利的原因

在详细叙述帝国的事件之前，应该先停下来考虑秦胜利的主要原因可能
是什么。自从学者兼政治家贾谊（公元前　２０１—前　１６９　年）写了《过秦论》
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题目，因此，这里提出的大部分内容并不
是新的。

地理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
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
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
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
以为固。”①

农业和灌溉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　２４６　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
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
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
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
平原约　２００　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　５００　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
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　４６５０００　英亩（约　４
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
卒并诸侯。”①
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
之前不到　２５　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
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军事技术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
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
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　６３　个战国时期遗址的
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　１０　比　１（铜剑　２７０，
铁剑　２７）。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
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
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
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
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
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象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


① 《史记》卷六，第　277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220　页）。
① 《史记》卷二九，第　1408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3　卷，第　525　页）。



兵器方面。①






崇尚阳刚武德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
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
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
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　３０７
年受伤而死。

打破传统的准备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
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　２６４
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
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袒，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
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
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②

任用外来人才的决心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
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
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　２８９
年）。外来的显贵（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
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①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
军事将领。②

统治者的长寿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


① 见戴维？凯特利：《刀剑的去向：中国统一的反省》，载《早期中国》，2（1976），第　31—34　页。又
见连续的反驳：威廉？特鲁斯戴尔：《刀剑的去向：凯特利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反省》，载《早期中国》，
3（1977），第　65—66　页；诺埃尔？巴纳德：《刀剑存在吗？》，载《早期中国》，4（1978—1979），第
60—65　页。关于秦代铁剑优越性的论点，见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1963），第　159—221
页。关于考古遗址表，见巴纳德和佐藤保合著：《古代中国的冶金遗迹》（东京，1975），第　112　页及图
6c　和　6d。这些参考材料表明在西汉时期，青铜剑仍多于铁剑（出土铜剑　350　件，铁剑　270　件）；只是在东
汉时期，铁剑才大大超过铜剑（出土铁剑　103　件，铜剑　35　件）。
① 李斯在公元前　237　年反对逐客诏令的上疏中，除商鞅本人外提到了在前四朝曾作出杰出政绩的七个外来
人。见《史记》卷八七，第　2541　页以下（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第　15—17　页）。李斯的名单
还可以补充。
② 秦的三个最著名的将军为白起（公元前　257　年死）、王翦（前　221　年以后死）和蒙恬（前　210　年死）都
生于秦，虽然蒙恬的祖父（本人也是有名的将军）以前自齐来秦。



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
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
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　２４　年（公元前　３６１—前　３３８　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
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　２７　年（公元前　３３７—前　３１１　年）；然后是
４　年的武王朝（公元前　３１０—前　３０７　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
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　５６　年（公元前　３０６—前　２５１　年），然后是孝文王（前
２５０　年）和庄襄王（公元前　２５０—前　２４７　年）两朝　４　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
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　３７　年统治（公元前　２４６—前　２１０　年）。可是这个因素
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
公元前　２５６　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　５１　年，但周统治者赧
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　５９　年（公元前　３１４—前　２５６　年）。

行政因素

因此，很明显，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计划、农业改革计
划和商鞅留给秦的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方面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以致除了在前面对商鞅变法作了叙述外，还须在这方
面作进一步的评述。
以下的论述①是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