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7-罗马有多远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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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节日里的植物崇拜也相似。在中国北方多为柏树。在我印象中，人们多在12月27这天特地去山上折柏枝，西方的“圣诞树”中也包含这个树种类别，并且圣诞树也是为以后几天的节日准备的，两者基本相同。假如是在中国南方这个习俗会发生一些改变，当地没有柏树自然就使用其他的树枝。中国人一般在大年夜烧柏枝，另外分出一部分别在家中的门上，这是我少年时期在家里每年都要例行做的事情。离开家乡许多年了，中国越来越西化，这一切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以前我们农村人根本不过“阳历年”（即元旦），只过传统“年”，现在向城市看齐了，甚至有人开始过“圣诞节”——这只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同源旧俗的分分合合而已。　　　　
　　　　西方“圣诞节”家长给孩子送礼物可能与中国家长给孩子送压岁钱有关。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中国的“灶王爷”（3）

　　　　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一节日传统在相对南方的文明地区如古埃及等地的资料，可能起源与北方民族关系较大。这些地区应该有鹿，而且是可以下雪的寒冷地带。可以考虑该神话雏形曾经沿“草原之路”在东亚与欧洲之间通过4000年前的全球大移民或是后来商旅进行过多次东西向拉锯式大传播，时间可能早于或同时于一神教的起源。　　　　
　　　　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中说：“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也，祀以为灶神。”关于此节诸多古书都提到炎黄祖根，源于商、周时期的客家人也特别注重这个节日，都说明其俗古远。灶君这一人物在周时即已存在。因为欧洲文化也是从中东附近发源，那么中国文化也从中东起源，其同源是很好解释的，只是具体位置不好确定，但可以初步认为在北方地区。　　　　　
　　　　如此长时间发展过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我认为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单一起源，中间肯定融合了各地区的不同见解，只是主干没有变形而已。　　　　
　　　　此文在网络发出之后许多网友收集了更多资料，把讨论引向深入。　　　　
　　　　身在法国的“恒心”说：英文的Christmas　Day将“圣诞节”的渊源遮蔽了。如果通过法语或西班牙语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这个节日和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直接联系。圣诞节的法文是Noë；l西班牙语是Navidad；　直接源自拉丁语的nael；　亦即“生日”。而德语是Weihnachten；　亦即“圣夜”。　　　　
　　　　此节日的前身在欧洲西部是“冬至节”；到罗马时代为“农神节”；庆祝活动大概在元旦期间。意在感谢上天使大地复苏；重新赋予它生长的能力。此节日在东部是“太阳神节”；是对太阳不可战胜的光和热的崇拜；它同时也成圣洁的象征。基督教曾用几百年的时间才完全把圣诞节渗入到他们所谓异教的节日里；取而代之。教会的学者们就是取了这个节日的双重意义来庆祝耶稣的诞生；一来他给人重生；因为他死而复生；从此掌管生命；二来他战胜死亡；成为胜利的象征。但是，虽然当时的教会严厉禁止人们把异教的风俗和基督教的纯正礼节混淆，但还是有些习俗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圣诞节风俗。　　　　
　　　　另外一个名叫“老象”的河南网友提出中国的“太阳神节”与之有关，与“恒心”的说法对应。　　　　
　　　　老象认为“太阳神节”为中国夏历元旦。并且，“由太阳神开始执掌人间的时刻自然取太阳初生之时为一日之始，即子正，半夜十二点过后那刚开始的一瞬”。这个时刻恰好也符合了“圣诞老人”与“灶君”的活动规律，在夜深人静的深夜。　　　　
　　　　总体上他们的资料显示这个与“灶火”有关的节日起源于“太阳神节”。假如按照这条线索，看来祆教应该在后，欧洲与东方的节日“太阳神节”在先。　　　　
　　　　《洛阳市志》第十七卷142页：“12月25日是罗马历书的冬至日，即波斯太阳神的诞辰。”　　　　
　　　　老象说：“冬至这天夜最长昼最短，也就是说，此日是阴盛极而始衰，阳始生始长。显然，这一天对太阳神来说是最大吉大利的一天，也是给寒冬中的北半球人带来希望的一天。”这一天意味着一个转折。故而，中国古代以“一年之初以冬至为始”。中国人以冬至为“小年”是“太阳崇拜”的标志。这与罗马冬至日庆太阳神诞生可以统一起来。老象还认为，这样的中国古历是只有生活在北纬三四十度的人们才能创作出来的。　　　　
　　　　曾经在伊朗攻读历史学的荣松也加入了这个讨论，他说：“在伊朗祆教之前，伊朗信仰的是密特拉教（Mitraism），后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密特拉教是太阳神崇拜，也有研究说密特拉教是印欧语族人的最古老宗教，这可能与中国最古老的日神崇拜、埃及的日神崇拜是一致的。密特拉教一直流行，直至被新兴的基督教所代替，可见基督教中的很多内容与密特拉教也有关。因此，要研究文明同源问题，仅依靠《圣经》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从太阳神崇拜入手。为何全球都是太阳神崇拜啊？中国、伊朗、埃及、印度、两河、玛雅……哇，怎么都是太阳神崇拜！”　　　　
　　　　中国在三代期间一直有“太阳崇拜”，而秦汉改信“天”，故而“灶神”崇拜起码应该在三四千年前的“三代”期间。无论是共同的“太阳崇拜”还是红衣飘髯的“灶神”与“圣诞老人”，都说明了在“三代”时期中国与西方保持了共同的文明之源，充分说明了人类早在远古时期就进行过充分的沟通与交流。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人类基因迁徙之旅（1）

　　　　惊心动魄的人类基因迁徙之旅——读《出非洲记》　　　　
　　　　2005年12月8号一位网友在博克上提示我有一本用基因讲述人类迁徙史的书籍《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①。这是一本人类起源与人类迁徙史的研究者必读书，郑重推荐。由于我向来不与业内人联系，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家还是基因研究者都与我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所以之前对这本书竟然一无所知。感谢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网友，这本书将从此给我带来深远的影响。　　　　　
　　　　我开始做史前研究之前不知道DNA方面的丝毫进展，甚至对世界上有DNA参与进人类学领域都不知道，纯粹是因为文化民俗方面的巧合才深入进来。由于我想主动避开以往传统的研究，故意回避了一切的外部研究信息，决心“闭门造车”；我想看看我自己完全独立能造出一台什么样子的“车”，是否合格不论，首先我希望那是一台全新的“车”，没有任何传统痕迹的“车”。在“破译”系列第二本《向东向东，再向东》交稿给出版社后，由于我建立了专门的网络论坛，我不再故意屏蔽外界研究信息，渐渐就知道了DNA也在做相关的研　　　　
　　　　究（由于付印前看到一些DNA研究结论很能支持我的体系，所以还仓促补充了有关的新闻作为附页）。第三本《历史也疯狂》出版时看到的DNA信息就更多了，甚至我开始有了一些“危机感”——他们基因研究者已经做了我还做什么啊。现在看来这个担心是没有必要的。DNA的研究其实是不能代替文化研究的，而文化研究同样也不能代替DNA的研究，他们可以互补但不能彼此替代，尤其是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三代”，DNA一时半会儿不会深入到这些晚近的细节，他们现在的注意力主要在“人类起源”方面——而这却不是我最关心的。准确地说，我们关心的时段不一，我关心“文明的起源”。从这本书看，其主要关心时段在旧石器时代，也涉及一些新石器时代，但并没有深入进新石器时期。　　　　
　　　　以前搜集的零星DNA研究资料，都是一鳞半爪的新闻式的文字，系统阅读这本书解开了我心中的许多谜团。这本书（或者说DNA的研究）给我的研究以极大的支持，所以我有必要把这本书提供的人类起源的主要脉络向大家做一简述，同时对我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做出议论。文中有关DNA方面的信息与结论全部来自该书，部分重要处标出引用页码，其余为表述方便一般不作引文处理。由于基因技术是一门专业技术，我的理解与转述可能有误，欢迎技术指正。　　　　　　
　　　　19世纪时，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但达尔文（1809…1882年）的进化论打破了神创论。“进化实际上是由基因变异引起的。”从某个角度说，我们时时在“进化”，基因迁徙图谱的建立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些“进化”的突变结点的记载与整理排序。


《罗马有多远》　第一部分人类基因迁徙之旅（2）

　　　　“人种论”与“血型论”等曾经在研究人类起源的道路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基因的研究终结了大部分的谬误。只有8％的不同基因可以作为划分人种的依据，人类的85％基因变异是人类共同的，这一结论使旧的人种决定论彻底坍塌。同时坍塌的还有各地的人种“独立起源”说。　　　　
　　　　针对我国科学界所持中国人由本地“北京人”等直立猿人进化而来的地区连续进化观，作者Spence　Wells的看法是：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相反，在东亚各个地区对12000名男性进行的取样调查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几万年前，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29页）。　　　　
　　　　我恰好看到2005年有两位中国史前史方面的泰斗在两个不同公开场合的演讲稿——其中一份还是非公开的，但是那份稿子戏剧化地到了我手里。他们在讲话中重申并强调了中国人种的独立起源论，两位从头到尾闭口不提今天的国际基因研究结论，对此充耳不闻；一位演讲完后有听众提出“同源”说与基因研究对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挑战，该泰斗用语焉不详的一些话语应付了“同源”说，对于基因研究结论则说化石得出的连续性也有道理——我得说那是蒙外行的，或者说他还不知道化石的断层问题已经被提出来，那使得化石建立的“序列”摇摇欲坠（参见拙作《难以置信》第一部分）。总之，中国传统学者看来决心拒绝基因的“独立起源”结论。这下我反而安心了，因为我知道了对方的底牌。　　　　
　　　　更让我高兴的是，翻阅完全书，我知道我的一些推论与DNA在宏观上是相合的，并且以后可能更广泛参考基因的研究结论。我认为基因结论可能并非指示出了绝对的真理，但是这毕竟是今天最为广泛被世界承认的一个学科与技术。中国某些人之拒绝基因技术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是一种不正常的怪异现象，这是所有中国文化人以及中国研究科学的人应该注意的。　　　　
　　　　暂且把化石还是基因的绝对科学性放在一边，我认为史前史的研究实际上有一种“秋千”或“钟摆”效应，即哪个时期史前史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哪方我们就必须予以痛快承认。史前史的研究在两个甚至几个不同的假设理论之间摇摆，那是正常的也是理性的，这是史前史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研究者要“守规矩”，也就是要客观中立，要理性，不能一旦“秋千”荡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抓住永远不放手，不让“秋千”继续自然地荡下去。正如最初“秋千”曾经荡向了“中国文明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