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文学名著电子书 > 2005年第4期 >

第68章

2005年第4期-第68章

小说: 2005年第4期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 
  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串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眼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所以曾坐牢二十年的旧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狱中的日子是“生命的钟停摆的时候”。 
  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 
  从高高的铁窗可以看见窄窄的一段小山坡,山上草色青青,无端惹得我浮想联翩。我想象那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张至亲至熟的面孑L,笑着对我招手。有时候我会因为这种想象激动不已,恨不得立即通知亲友来寻找这段山坡。当然这只是白日梦。看守所里是没有“接见日”(劳改营里的叫法)的,亲友只可送一些日常用品来,由管教干部转交。可以附上一张纸条,写明送了哪些物品,不得有其他话。里面的人在条子上签个字表示收到,更不能写别的。所以,山上的草枯了又绿绿了又枯,我的白日梦依然没有个尽头。偶尔还真听见山坡上有人声笑语,有一次还看见淡黄色的衣衫晃动(看不见头脸),我只能庆幸我没有心脏病。 
  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我住的那个号子,铁窗大约是西向的,阳光总是下午开饭前进来,开饭后出去。开饭的时间一般在四点前后。阳光一走,明显就暗下来了,号子里有一个漫长的黄昏。饭后的心情不再骚动,估摸着今天这—天再没什么盼头。一饭吃过了,提审和放人很少在这个时候进行。白天像狗一样竖着的耳朵耷拉下来,外面的动静变得不那么具有刺激性。人有点懒洋洋的。大好晴天,霞光晚照映射了几个来回,让号子里也能感觉到外面的黄昏是金色的。 
  接连有这么几个金色的黄昏,我听到院子里回荡着悠扬的口哨声。吹的曲子我恰好熟悉,是罗马尼亚作曲家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我在入狱前听过唱片,有一次把自己关在屋里翻来覆去地听了几十遍,恰好也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也许是接受了曲名的暗示,我觉得这曲子在回肠荡气地叙说往事,让我一个初涉世事的毛桃小子也好像有了一个悠远无尽的过去。出狱后看电影《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影片中,得了绝症的波隆贝斯库最后在海边用小提琴奏的就是这首曲子。过往行人中有人间:“这是什么曲子?”一个金发小女孩仰面回答:“多依娜!”我估计这是一个人名,原先唱片上所见的“叙事曲”怕是中译者所加。无巧不成书,影片中的这一情节又是在一个金色的黄昏! 
  那口哨声把我感动得不行,让我成天琢磨吹口哨的人究竟是谁。起初我以为是一位“武装”(按牢里的习惯我们这样称呼驻守监狱的军人),因为几位管教干部我已熟悉,知道他们不会吹这种曲子。后来也不记得是通过什么渠道,我了解到吹口哨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押犯人。我甚至打听到他的名字和所在号子!又巧了,他还是我一个间接的熟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刚好也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们彼此早已听说过对方,只是无缘见面而已。这一回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就在这难得相遇的地方见他一面。我指望着调整监号时能把我们调进同一个号子。 
  我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注定不可能的。我入狱的那年有个“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看守所可能接到上面的指示,对“九·一三”以前进来的人封锁这个消息。因此,“九。一三”成了个分界线,之前和之后进来的人决无可能同号。我和那位吹口哨的朋友恰好分列在两边。——我是之前他是之后。 
  然而命运还是给了我一点点机会。由于我们号子里自“九·一三”以后就是有出无进,人自然是越来越少。所方于是实行并号,把两个同类项的监号并成一个号子。人员于是开始流动,我被指令搬进另—·个号子,就在那位朋友所在号子的紧隔壁。——我们成了邻居。他当然还不知道我也关在这地方,并且一直关注着他。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哼唱曲子的声音传到了我的号子(对音乐有瘾的他显然在给同号子的一些人讲解音乐),我于是扒在风门口对他喊话:“怎么?在开音乐会呀?”他也立即到门边来回话,一来一往就聊开了。不想当值干部早已悄悄潜至门边,把我们逮了个正着。这叫“串监”,很严重的犯规行为。 
  我的,号子门先打开了。拎出去,加铐子,打。我跪在院子里,后脑勺挨了一下,顿时晕倒在地。好在这位干部下手不狠,我大约只是被打蒙了,很快又醒了过来,醒来后发现自己已整个趴在地上。手是反背着的,戴着两副铐子,一松一紧。大概是因为第一副戴不紧,干部急了,又加了第二副。干部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没了主意,只说了一句:“你还有点犟。”说完就转身走了。我想他说的是我挨打时一声不吭,没有按照牢中惯例向他求饶。 
  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趴着,趴了两个半小时。时间是这样计算出来的,那位干部转身离开我就在走廊里大声发出睡午觉的号令,那通常应是中午十二点。他来给我开铐子让我回监号的时间是在他发出起床的号令之后;那通常应是下午两点半。 
  那两个半小时,我一个人拥有一片蓝天。趴在地上,侧脸望去,墙外的天好高好远。我就让自己那么趴着,一动也不想动。身体刚好在房屋的阴影中,只有半条腿伸到了阳光下。白云淡淡,清风徐徐,光影斑斑,都是阔别已久!院子里鸦雀无声。寸心所在,猛然间感觉到一阵柔和,眼泪于是夺眶而出。很想像浮士德一样大喊一声:“你真美呀!请停一停!” 
  把我送回号子,接着就开了隔壁号子。——轮到我那位未得谋面的朋友受罚。他用狱内通行的“见官耍赖”的办法对付过去了。我听见他回了号子,又听见干部的脚步声出了院子,便再一次向他喊话。同号子的人于是劝我:“小朱,没有这个必要吧?”我当时竟突然有些愤激,回答说:“必要?什么是必要?你那个茶缸上绘了那么一朵花,有什么必要?你家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什么必要?你成天想着要出这道门,有什么必要?这里不是有饭吃、有觉睡、有马桶给你拉屎拉尿吗?” 
  我想是两个半小时的户外空气让我亢奋起来了,我不容他人置辩地一气说下去,如同发表了一席演说。对了,那两个半小时留下的另一个痕迹是,我伸进阳光里的半条腿上,裤子没遮住的地方晒黑了,一条黑白分明的界线整整三个月后才完全消退。 
  我和那位朋友在牢里始终没见着面。后来他先出去了,还专程来给我送过一回东西。恰巧那天当班的干部就是罚我们的那位,把东西递给我时他竟有几分尴尬。——他其实是个老实人。 
   
  太平洋的故事 
   
  我自己喜欢把这个故事叫作太平洋的故事,尽管它与太平洋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故事是发生在大牢里面。大牢里面的人想事会想得比较绝对,比如总认为只要能出得了那道高墙,就算死一回也值。于是有好多人为了争取保外就医,做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来。比如说,有人把若干大头针吞进肚里想造成肠道出血,为增加杀伤力还特地把它们弯成钩状;有人用铁丝捅自己的尿道想造成尿出血。如此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造成一些症状之后还要再加上绝食(称病不吃),因为绝食会死人,能造成压力。不在其中的人会觉得那些自残行为有点不可理喻,在其中的人就会觉得很好理解。 
  如果把一个人的人生比作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生命,另一端肯定会有相同重量的砝码,否则天平就会失衡了。而且那块砝码的重量会随处境的不同而变化,比如在牢里它就几乎只等于回家去住几天,。席勒不是在《华伦斯坦》里写过,“不拿你的生命去冒险,你的生命就不值一文钱”么? 
  为这么几天想拚命的人的确不在少数。有一阵子我所在的病号监差不多天天在.公开讨论。不是讨论用自残的方式应当不应当值得不值得,而是讨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残最有效,最能达到保外就医的目的。 
  有人在出去放风时还悄悄把一个绕钢缆的木滚子偷回来了,说是要用它砸断自己的手臂。那个滚子的形状像个圆柱体的工字,只不过上下两横比较薄,中间一竖非常粗。劳动号的人把它放在院子里作小板凳用的。也不知那是什么木料做的,拿在手上还真有点沉。把它偷回来的人在外面是个好打架的,江湖人称“黑头”。他成天拿着那滚子问大家:“你们说这滚子能不能砸断我这手臂?”得到一致肯定的答复之后他又开始拟订计划。一只手砸另一只手使不出劲,得用两只手拿着那滚子砸,所以他请另外一个人帮他。说来你们可能不信,还真有人答应他了。接下来就是两个人在那里摆姿势:一个人手臂靠着墙,另一个人身子向后仰,把滚子举到头顶后方,看看是否能使得上劲;又或者蹲下来,一个人把手臂平放地上,另一个人把滚子高高举 
起……总而言之是想找一个最佳操作位置。 
  就这样折腾了好几天,那位置始终没找好。其实当然是决心不好下。我观察了那么几天之后就对黑头说:“这个屋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把你的手臂打断,那就是我。但是我不会帮你,因为我判断你的案子不至于拖太久就会处理,你这么做不值。再者说了,手臂断了未必就能保外就医,带你到医院打了石膏就�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赞(0) 踩(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