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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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术篇第80节 双管齐下（1）
双管齐下，置冯玉祥抗日同盟军于死地
双管齐下，说的是采用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蒋介石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处理同政敌之间的矛盾问题时，常常采取这种权术。他解决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问题的方式，就是其中一例。
事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将军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隐居于山西汾县峪道河。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大片国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对此，冯将军极为愤慨。不断地谴责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政策，主张出兵抗击。１９３２年，他怀着满腔热情，从山西汾县峪道河山村出来，四处活动、劝说，希望国民党能团结抗日。但是奔走两个多月，得到的却是冷水浇头。他一气之下，上了泰山，住进了普照寺，潜心读书，研究国政。不久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哈尔省的抗战。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致电两广的各派力量，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强调，只有识大体，群策群力，才能有所成就。他派人到北平、天津，请求工商界经济上予以帮助；联络他原来的部下吉鸿昌、石友山等将领参加抗日同盟军，并到苏联驻天津总领事处请求援助。
冯玉祥的抗日活动，遭到蒋介石的阻拦，他用劝说和诱骗的方法，要冯玉祥离开察哈尔。１９３３年１月，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冯玉祥，邀请他到南京见面。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了１２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为了促使冯玉祥改变主意，蒋介石还派人到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战的决心已定，不受蒋介石的诱惑所动。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座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他对身边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冯玉祥抗战的义举虽然受到蒋介石的阻挠，但是得到全国各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拥护支持，也得到许多爱国官兵的响应。抗日同盟军迅速扩大，参加的除冯玉祥的原２９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外，还有从东北和热河退到察哈尔省的义勇军、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察哈尔省地方武装；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爱国学生也成批赶来参加同盟军，这支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８万人以上。
１９３３年６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决心以武力收复失地。同盟军还规定政纲为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人、农民、贫民、士兵的生活，释放因爱国而被拘禁的政治犯，保障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武装的自由等。
随后，冯玉祥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指挥，率军收复察东各地。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决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全国各界的支持，进一步激起抗日同盟军将士的抗战热情。他们表示，要在冯公的领导下，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
６月下旬至７月初，抗日同盟军出征连战告捷，先后收复康保、宝昌等地，继又与敌血战５昼夜，收复了军事重镇多伦（今包头），收复了察省全部失地，全国人民大为振奋。冯玉祥提出，愿“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并于７月２７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自任委员长。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初战告捷，使得蒋介石感到恐惧与仇恨。这是因为，第一，他认为，抗日同盟军抗战，贻误既定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贯彻。第二，担心冯玉祥另立军队和政府，借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割地自雄，东山再起，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地位。第三，担心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影响他的“剿共”计划。在他的指使下，诬蔑、辱骂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