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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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以及顽固推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在国民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官员腐败成风；对人民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种种劣迹激起民众的无比愤怒。
１９４４年年初，沈钧儒、黄炎培、张澜等再次发动了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实现民主政治，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把民主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阶段，９月，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争取民主宪政的各党派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近期目标，在“联合政府”的旗帜指引下，民主宪政运动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频频许诺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企图抑制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影响，将民主运动纳入国民党专制的法统内。１９４５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献词中声称，不待抗战结束，一俟军事形势稳定，立即召开国民大会。３月，又许诺国民大会将于１１月召开。他的这种许诺，并不是民主人士所期望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国民大会，正如周恩来当时所指出的：“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国民大会”，蒋介石也只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迟迟不召开。蒋介石的所谓促成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又一个骗人的鬼把戏。
接踵而来的又是对民主人士施行暴力。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在群众集会中，被国民党的特务枪杀，倒在血泊里。
评析：
在实施“训政”之初，蒋介石就表示在“训政”结束后，实行宪政。然而，迟迟不结束“训政”，使人们企盼的“宪政”成为“水中月”。之所以不敢实行“宪政”，是因为担心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的政治格局。当呼声强烈时，他作出促成“宪政”的许诺，而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掀起民主宪政运动，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时，则加以压制、破坏，用暴力对付民主人士。
就这样，民众在蒋介石一个又一个许愿中，燃起“民主”的希望；又因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食言中，破灭“希望”。然而，民主的潮流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民众在挫折中觉醒，认识到“民主”不能靠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恩赐”，他们将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到了１９４７年４月，蒋介石主持召开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时，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以爱国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这是与人民解放军的战场第一条战线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了人民的包围之中，其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了。
治篇第120节 搜刮民脂民膏（1）
置广大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训政约法》规定，在国计民生上，要改善劳工生活状况，施行劳动保险制度；提倡各种合作事业，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这些规定根本没有很好地贯彻实施，实际上，官僚资本急剧膨胀，对工农劳苦大众和城市民众实行残酷盘剥，民族资本受到挤压与掠夺，经济危机不断加重，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事例：
１，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不断挤压民族资本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蒋介石集团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国家经济资源，逐步发展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形成于上个世纪的３０年代，在抗战时期迅速膨胀。１９４３年以后，他们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中国四大银行，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被他们以国防最高委员会名义控制，成立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联合，控制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排挤，以纺织业为例，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机器纺织工业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至１９４４年，纱厂不能形成生产的纱锭数达１／３以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收复区进行了掠夺性的“接收”。蒋介石统治集团，派遣军队和大批官员到各地去接收，据不完全的统计，接收敌伪工厂２４１１个，价值达２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日本侵占的的物质的价值约１０亿美元以上；接收敌伪物资的价值约６２００亿法币。这样大宗的资产，形式上是由日伪手中转移到国民党政府手里，实际上被四大家族官僚集团控制的各部门所占有。如日伪一切金融机构和这些机构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的金银财宝，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四行二局”接收了。仅中央银行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５５．３４９２万两，白银７６３．９３３２万两。
官僚资本还凭借政治特权，将大量民有企业和资产指认为敌产，加以“接收”侵吞。有的企业即使发还给民族资本家，仍因其中有没收的敌产“官股”在企业中占相当的分量，民族资本实际为官僚资本所控制。由于官僚垄断资本的吞并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税盘剥，“收复区”民族工商业大批破产。如上海原有民营工厂３４１９家，倒闭了２５９７家，占原有的７５％。在日伪统治下长期惨淡经营而熬过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民党的“接收”，遭到如此严重的摧残，许多民族工商业者极为愤懑。抗战胜利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希望变成失望。国民党渐渐失去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
２，通货膨胀，民生凋敝，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在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伤民的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水平不断下降。据国民党公布的统计数字，１９４４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４３％；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１２％。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过程中，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换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１９４５年９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随后又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２００元兑换法币１元，后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联银券５元换法币１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３５：１和０．５：１。据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党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达２亿美元。
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巨额军事费用和行政费用，大量印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循环不已”。面对这种严重的财政经济局面，蒋介石统治集团一方面对人民生活用品实行专卖制度。另一方面，用增加捐税、大量发行公债等手段，大规模地搜刮人民的脂膏。一些贪官污吏和官僚资本家，利用新“收复区”与大后方在商品、货币的比价上存在的巨大差额，凭借政治特权和掌握的大量法币的优势，加紧抢购和囤积物资，操纵市场，榨取民财。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大量倒闭，城市失业工人日益增多。
治篇第121节 搜刮民脂民膏（2）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大失所望，人们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糟殃。”连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他们自己的声望。”一位国民党政府负责经济接收工作的要员也不得不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随着全面内战的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首先是恶性通货膨胀，内战军费开支占到它的财政支出的８０％，财政赤字占支出的７０％。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动员上海等地大量赶印纸币，仍不管用，以至要到美国、英国去印刷钞票，钞票过量发行，导致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１９４７年７月，美联社电讯发表一个材料，说明法币１００元可买的物品：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两头牛，１９３８年为１头牛，１９４１年为１头猪，１９４３年为１只鸡，１９４５年为１条鱼，１９４６年为１只鸡蛋，１９４７年为１／３盒火柴了。当时有人惊呼：“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
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使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中下层小资产阶级濒临饥饿的境地，许多被推向饥饿和死亡边缘的城市民众，不得不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摊贩游行请愿。１９４７年，全国参加罢工的人数达３２０万人，这些罢工涉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广州等２０多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包括铁路、交通、机器、邮务、纺织、化学、海关等５０多个行业和部门。
３，官僚资本与封建剥削制度相结合，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饥寒交迫。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政府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２斗。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大肆贪污、勒索，正负税额折征稻谷猛增，造成农民对田赋征实的沉重负担。
到了抗战胜利后，农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进一步加重。仅征粮、征借和征购、地方公粮等项目，加给农民的实物负担超过战前（１９３８年）的４至５倍，有些地方甚至超过２０倍。除苛捐杂税外，国民党各级政府官吏和军队还以各种方式对广大农民进行敲诈勒索，包括抓兵、拉夫等，强迫他们负担沉重的徭役。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农村所实行的政策与国民党有天壤之别。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广大的解放区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