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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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蒋介石在政治上很虚伪，他的权欲极大，揽权成瘾。然而，在大庭广众，却总要装出对“大权”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甚至还要用书面形式表达。１９４６年年底，他操纵国民党一党垄断的“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进一步使自己的独裁统治合法化。可是他在发表“宪章”演说时却说：“我个人本来没有政治欲望和兴趣，而且我今年已经六十岁，就更不像过去二十年一样能担负繁重的任务，所以必须将国家责任交托于全国的同胞”，信誓旦旦地要“还政于民”。可是，他的一席话却完全掩盖撕毁政协协议，排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大会”之外的事实。而且在“还政于民”后面，又补充说道，目前多数人民还没有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这样，有能力有良好的愿望参政的政党及其精英被挡在门外，被他认为“没有能力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却只给予口惠，说是要“还政”于他们，但又担心人民用权不保险，绕了一个大圈，才回到他的主题，那就是“假如我自己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云云，“包袱”抖出来了：还是我来独裁吧！
１９４８年春天，总统选举在即，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临时全体会议上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而提议由一个“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蒋介石的这个表示，使得一批中央委员犹如坠入云雾之中，互相争论不休，许多人坚持总统非蒋某莫属，他的亲信们越是起哄要他出任，他越是执意推辞。
不过，蒋介石并非真的不想当总统，可以说他为此朝思暮想。没多久有人放风出来，“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是一位虚位之首”，蒋“不愿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在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张群说出了上述传言的奥秘，还说“如果常委会想出一个补救办法，规定在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理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于是，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战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３９条或第４３条所规定之限制”。这就使得总统获得了无限制的权力。
总统竞选安排了一个没有竞争力的“对手”居正。通过上述条款的第二天总统选举，蒋介石获得２４３０张票，而陪选的居正只获得２６９张。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选举闹剧。如果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话，那么，蒋介石公开表示不参选总统，为的是获得绝对的“总统”权力。
治篇第140节 以“诈”损德，威权丧失（2）
例三：设置陷阱，让对手难堪。
蒋介石小肚鸡肠，还表现在，常使用雕虫小技，让对手难受或出丑。在１９４８年选举中，副总统由谁担任，蒋介石很是关心，他担心此位旁落，希望孙科担任。可是，李宗仁宣布要竞选副总统。而李宗仁要比孙科的竞争力大，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亲自找李谈话，要李放弃，李执意不肯，蒋威胁说，我不支持，你难当选，李却毫不退让，两人不欢而散。蒋介石看明里不成，就在背后使绊子，发动黄埔系，ＣＣ系以及一切可以动员的人马全力出动，为孙科拉选票。一些代表还受到威胁、恐吓。李宗仁在政坛混迹几十年，老谋深算，他以退为攻，在大会上，突然声明以选举受到“压迫统制”为由，退出竞选，使闹哄哄的国民大会被迫中断。蒋介石非常尴尬。于是，召见白崇禧，表示自己没有袒护誰，要白劝李继续竞选。这样李宗仁收回声明，参加竞选，且竞选成功。蒋介石如同吃了一个苍蝇，说不出的滋味。选举副总统那天，蒋介石在官邸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报道。当广播李宗仁获胜时，他一脚将收音机踢翻，此失常态之举，表明他对李宗仁恨到什么程度。
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０日，举行正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趁机给李宗仁设一个陷阱。事前李宗仁请示蒋介石，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蒋介石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蒋总统手谕说，典礼改着常用军服。
可是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蒋介石并未穿军服，而是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样子，着长袍马褂。而身着军服的副总统，站在蒋介石身边，活像个副官，在文武百官和中外贵宾面前，使李宗仁很尴尬。李宗仁望着蒋介石，心里愤愤不平地想：“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他的度量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也可想见了。”他也非等闲之辈，很快找到心理平衡，他想你让我出洋相，我也让别人知道你蒋某人的为人，他在蒋介石旁边站得笔挺笔挺的，这样的造势，旁观者心知肚明，所损害的倒不是李宗仁的尊严，而是他蒋介石的形象。
例四：越俎代庖，诿过他人。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从战略到战役乃至规模不大的兵力部署与调动，能插得上手的，那是非插手不可的，他经常是越级指挥。辽沈战役中，卫立皇任东北“剿总”，可是调兵遣将，都由蒋介石在南京或亲自坐飞机抵达沈阳指挥。蒋介石召集开会，只是要别人附和他的意见，执行他的命令。谁不听，他就破口大骂。眼看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被全歼，卫立皇无可奈何地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东北失败我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尽管是蒋介石越俎代庖，而不是卫立皇指挥的，可还是要卫立皇替自己受过，他下了一道命令，对卫立皇撤职查办。命令说：“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皇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向下级推诿过失，政治道德全无。难怪他的嫡系亲信杜聿明说蒋介石就是没有“指挥道德”，可谓一语中的。
评析：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以“诈”损人，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他自己，以“诈”损德，威权丧失，仅有的一点人格威严，被不道德的“诈术”冲洗殆尽，连杜聿明这样的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亲信，直言蒋某人没有“指挥道德”，这位集委员长、总统、“大元帅”于一身的领袖人物的人气指数降到了何等的程度，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下场。
他对自己的亲信这样，对一般老百姓那更不用说了，以“愚民”手段，高压政治，特务暴力而对待之，搞得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旁观者清，早在１９４７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考察后，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学生中间作为国民党统治象征的蒋介石，已经大大地丧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数学生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他是完蛋了。”蒋介石在美国主子那里，遭到鄙视，１９４８年，５至８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１５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治篇第141节 一党专制，在堕落中死亡（1）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也是在堕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在堕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动性外，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失去监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例：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假“训政”之名，行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
多党并存格局，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体外制衡机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多党形成极其艰难，民国初年的政党林立现象只是昙花一现。事隔１０年，产生了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及类似党派的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党政治很难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由于吸收了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并开创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党政治艰难地迈进。然而，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攫取国家最高权力，背叛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实行所谓的“分共”政策，实为大屠杀政策，导致国共分裂，中断了多党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多党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机遇。武汉抗战时期，建立国民参政会，尽管这是一个民意性的机构，而且国民党加以限制，但为多党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后来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靠自己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成为掩饰太平的摆设。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在建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向多党政治迈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代表协调立场，国民党代表虽有作梗，但还是基本认可会议主流的政见，形成政协五个建国协议，为人们展示了多党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过，这也只是良好的愿望而言。蒋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动，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协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虽有两个小的御用政党参与，那也只不过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对执政的国民党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愿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有胆大为者，直言批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闭塞，民怨沸腾也只是一种发泄，对国民党产生不了监督制约的作用。
失去多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国民党，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
以党治国政制不顺，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权力监督的权力配置。虽然也设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逻辑的“合法性”，即继承孙中山的遗愿，贯彻他的“五院”政制构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义。君不知，那个“五院”与孙中山的“五院”相差甚远，孙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导原则是，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可蒋介石搞的“五院”制，却是“五院”统制，权力基本归于一人。很难体现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义的合理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与其说是一匹野马，倒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