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18-蝴蝶飞过苏醒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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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不过我没收什么好处，都是上面拿了，你可不要乱说。”
《蝴蝶飞过苏醒期》第三部分蝴蝶蝴蝶你哭啦（十一）
6月的一个周末，我把自己洗干净，剪短了头发，坐上火车回到江南小城。母亲一开门就叫开了：“呀，你怎么这么瘦？比上次回来瘦多了。”
我告诉她我学习比较累，可能瘦了点。她心疼地摸摸我的脸，“什么瘦了点？”她说，“瘦了好多，这可不行，你每天都吃什么？在食堂吃吗？”
我支吾着：“在，每天就是那几样菜。”至于是哪几样菜我都不清楚，自从赵染死后，我再也没有去过学校的食堂，早就忘记学校有什么菜了。
“不行，你别省着啊，以后每个月我多给你些钱，你拣些好菜吃，多吃肉，看你瘦的。”看到父母后我拧碎的心才完整一些，神经也松弛下来。家里的灯光比阳光还要温暖，我知道赵染已经死了，克制自己不去想赵染。晚上吃饭时我对父亲说喝点儿酒吧。他说好。
很久没喝过酒了。我拿起一杯啤酒说：“爸妈，敬你们。”我放到嘴边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我喝了多少，我妈一个劲儿不让我喝了，父亲却说没关系，让我们爷俩好好喝一顿，你不是要去楼上李大妈家拿新做的被单吗？我妈有点儿生气，拗不过我，骂着“有什么老子就有什么儿子”的话，一个人出了门。我妈刚出门，父亲站起来顺手锁上门，坐稳后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拿着酒杯摇摇头，含糊不清地说：“爸，继续喝啊。”
“你瞒得过你妈还瞒得过我？”父亲说，“你心里有事，大事，我看得出来，说吧。”我不说话，继续喝着酒。父亲等了一会儿，点上根烟，说：“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逼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22岁了，不是小孩了，有什么事发生得自己挺着，得自己化解，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什么事儿都得往开处想。”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是不是失恋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鼻子酸疼酸疼的，又低头喝了一大口酒。
“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女人嘛，不至于的。”父亲哈哈笑着，“好女孩儿多的是，不值得为这事伤心。”
我“啪”的放下筷子，喊了一声：“没有。”我的举动使他吃了一惊，我又说：“爸，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去外地呆一段时间。”
“去外地？”他重复着我的话，沉吟了一会，问，“去哪？”
“不知道，还没想好。”
他给我的酒杯里倒满啤酒，说：“人啊，总得面对现实，逃避不是办法，懂吗？”
“我不是逃避，我只是想思考一些问题，找个清净的地方。”
“什么问题？”
“痛苦和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幸福？我要追求的是什么？”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这你得自己去体会。”
整个夏天我几乎都在找蝴蝶，我发现那只又白又大的蝴蝶不见了。我走遍了附近的小山和野地，哪里也没有它的影子。我记得它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我像丢掉一件宝贝似的着急，可着急也没有用，它始终没有再出现。
我想念白蝴蝶的时候，我的锁骨就万分疼痛。九月份来临的时候，当我拿着花500块钱买来的肝炎病假条，戴着口罩去学校教务处之后，就得到了半年的自由时间。大四的上半学期我终于可以暂时离开了。我换了一张神州行的手机卡，用公共电话给宿舍打电话，告诉林枫阳他们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不等他们追问我就挂断电话。我站在公共电话亭里听着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起，像是为我弹奏的送行曲。我听着铃声，用新的手机号给王涔涔发短信：“我是白长安，我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电话立刻就打来了，我挂掉，又发：“不要通电话，有事短信说。”
她的短信很快就过来了，你在哪？这些日子上哪去了？你要去哪？
我给她回，我很好，别问那么多了，有空再联系，关掉了电话。我揣着平时积攒下来的5000块钱，加上父亲给我的5000，带10000块钱走了。
《蝴蝶飞过苏醒期》第四部分蝴蝶问（一）
我从北京火车站出发，背着硕大的旅行包。我先到了天津，清晨在马路边啃当地的小吃煎饼果子，闻到带着咸腥味道的大风。第五大道上的欧洲建筑充满了哥特式和仿曼尔屋顶突出入口导向的诱惑，它们构成了很多私密性的花园情调，深邃和幽静成为历史憔悴的守候，仿佛每个班驳的铜门，每扇雕刻花纹的窗户都在倾诉着一段古老的故事。透过矮矮的院墙，满园的花木尽在眼底，很多扇挂着蜘蛛网的百页窗紧紧闭着，如同一个被封锁心灵的少女，只能用偷窥的窘迫来掩饰内心的荒凉。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们婆娑地伫立于风中摇曳起稠绿的裙摆。如果从城市上端的一角俯视下去，整个天津就像一只巨大的海螺，躺在渤海岸边沉默不语，而第五大道则是这个海螺中的一颗耀眼的珍珠。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繁华胜景的人们，清晨从家中走出，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去上班，路过一个早点铺就去买一套煎饼果子，再经过这些道路时，只是专心致志地啃着手中的吃食，却忘记擦去嘴边残留的褐色甜面酱痕迹。
如果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能经过小白楼商业区的话，很多人会坐下喝一碗豆腐脑，当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时环顾左右，依稀还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早期开辟清朝租界的洋人们留下了呛人的鼻烟油和廉价的香水味，他们将很多散乱的小商品零碎收集起来，挂上外卖的牌子，就成了一个百货云集的商业区。住在这里的人们被它们深深吸引，于是天津早在很多年以前便摩登了起来，我身边的一个抽烟袋的老人还用很纯正的天津话讲着天津卫，买卖多，要嘛都有。
我有意和他攀谈起来，十分钟以后我们聊到人生和幸福，老人敲着手中的烟袋，唾沫四溅地说幸福是嘛？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嘛病没有。我问他就这么简单吗？那还有嘛比活着重要？他反问我，我今年71了，就想多活两天，别的嘛都不重要。
“那您年轻时有过爱情吗？”我问。
“当然有，我老伴死的早，可她年轻时倍儿漂亮，号称‘津门一枝花’呢！”
“那您心里不痛苦？”
“痛苦啊，怎么会不痛苦呢？可日子还得过啊，我知道我老伴在天上看着我呢，她肯定希望我活得时间长些，要不等我将来上去了，她一准得把我踢下去，还得说死老头子你怎么也上来，别叫我看着腻歪，滚下去。”说完老人捋着花白胡子呵呵笑了。
我看着他也笑了。
在太原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头发乱糟糟的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五台山。他说我先去接个人行吗？先不给你打表。我说行吧。他把车开到一个小排挡的旁边，一个像蛇一样的女人从车门外游了进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她嘴唇血红，画着黑色的烟熏眼，仿佛刚刚吃过了死去的婴儿。司机淫笑着问：“小翠，最近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子，玩男人呗。”
“赚了多少？”
“昨天晚上玩儿了七个，累死老娘了。”
“那今儿陪我玩玩儿？”
“那得看你出多少钱了，少了可不行。”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嘿嘿。”
我对司机说停车，他回头诧异地问：“不是去五台山吗？”
“不去了，下车。”
我蹲在一棵柳树旁边，看着出租车在阳光里消失，进入阴影，忍不住呕吐起来，大口吐着，将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它们淹没了树下的两个蚂蚁窝。一个小姑娘掩着鼻子从我身边跑过。我看到濒临死亡的黑蚂蚁在我的呕吐物里挣扎，挥舞着脚爪，我扔下去一根稻草，向蚂蚁们说对不起。
风起来的时候我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扶着柳树站起来，慢吞吞地走进路边的小旅馆。
我有点累。
有一天我在郑州的某条小巷子听几个老人唱着响亮的河南梆子，听到入神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拿着棒棒糖的小男孩，橘黄色的棒棒糖顺着路边的水泥台阶骨碌碌滚到阴沟里。他大概有7、8岁的光景，穿着短裤和小汗衫，头发稀疏微黄，楞楞地望着我，咧了咧嘴，一副欲哭的表情。
我忙从旁边的零食摊上给他买了一打棒棒糖。他双手捧着，咧开嘴，却还是哭了。我说：“小弟弟别哭别哭，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糖呢。”他抽泣地说：“不中，不中，我还想要那个，”他指着阴沟说，“那个好吃。”我探头望望阴沟，哪里还有棒棒糖的影子。我说：“乖，不哭，这些比原来那个都好吃。”我给他剥开一个，放到他手里：“来，尝尝。”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咂吧咂吧嘴，又舔了一下，而后将整个棒棒糖含到嘴里，转身跑进巷子深处。
阳光从树叶中散落下来，我拍拍手上的尘土。
10月份我来到西安。西安人好像不吃米饭，多半是肉夹馍、凉皮和满街的烤肉。夜色未浓，街边就到处支起烤肉架。啤酒，烤肉和聊天，这是西安人的夜生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西安人坐在小矮桌边一手烤肉，一手啤酒，一脸的快乐。我总会呆立在路边看他们的脸，是否快乐可以如此简单？我也吃烤肉、烤鱼，各品尝一点后无限期待着熏肉大饼。第一次到钟楼边上的回民一条街吃烤肉，竟有惊艳之感，太多的烤肉架、太虚无的烟雾、太长的沥青色石板路。一恍惚，我以为自己走在古时某个朝代的街，瞬间我忘记了所有的痛苦，沉浸在所有的幻想之中。
那天晚上我在粉巷遇到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儿，她坐在小马扎上，借着路灯看书。我没想到我会走过去和她搭话，话题就是从她手中的书开始的。我问她，“姑娘，你看什么书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操着浓郁的陕西方言说，“《白鹿原》，你看过莫？”我点点头，问：“你多大呀就看这个书。”“额都十八咧，”她说，“额明年考大学哩。”
我知道“额”就是“我”的意思，我说那你得好好学习啊。
女孩儿把书捧在胸口，无限向往地说：“额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额要去看天安门广场。”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去北京的大学？”
“北京？北京好啊，北京的楼高啊，北京的人多啊，北京还有长城哩。要是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额就幸福死了。”
“你觉得考上北京的大学就是幸福？”
“是啊，那是额的梦想哩。”女孩儿的脸上露出兴奋的色彩。
我说：“祝你成功。”她冲我摆摆手，做了一个“V”字的手势。
《蝴蝶飞过苏醒期》第四部分蝴蝶问（二）
在西安城呆了几天后我坐小巴去了终南山，我一直很想去这座山，不为别的，只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赵染也爱看这部书，有一次她指着书中的情节对我说，你看看，写得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