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3-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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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小气，凡事也很小心。
他自二十九岁开始，担任山西省督军。鉴于早年在打天下时树敌太多，怕中了别人的暗算，所以他的厨师从不换人，喝的水也从家里带出来，不随便喝外头的水。
为了喝水方便，数十年中，他身边都有位副官，专门替他背水瓶。
阎锡山（1883—1960）
字百川，山西五台人。光绪三十年（1904）赴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事爆发后，被推举为山西都督，从此长期主政山西。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投机派。1949年，逃往台湾。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苏曼殊：拔下金牙换糖果吃
苏曼殊
苏曼殊在日本的时候加入同盟会，后又遁世出家，所作诗文典雅蕴籍，才华横溢，被称为“革命诗僧”。他有《本事诗》一首云：
春雨楼头尺八箫，几时回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此诗流传海内外，号称只要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
苏曼殊与他绝世才华并称的，是一些难以置信的奇行怪癖。例如他常一餐连吃四五碗饭，却不知吃的是大米饭；在东京时，他曾一口气吃下五六斤的冰，然后夜里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别人以为他生病了，很替他担心，但他自己则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此外，他极爱甜品，碰到酥糖、八宝饭，常常狼吞虎咽，毫无节制地大吃特吃。他尤其喜欢糖果，想吃而没钱买时，竟不惜取下口中的金牙交换，因而又得了个“糖衣和尚”的称号。
苏曼殊任性使气，饮食毫无节度。他与陈去病共住上海国学保存会时，有一次良乡栗子上市，陈去病特地买了一包，让苏曼殊及家人共享。当大家吃完后，苏曼殊觉得不过瘾，自己又跑去买好几大包，回来大吃特吃。结果当夜，他“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无法入睡。
又有一次，他在东京的费公直家替人写条幅，吃中饭时，他表示想吃鲍鱼，费公直便命人买一盘回来，他吃后意犹未尽，自己又跑出去买，连吃三大盘才罢休。当夜，他腹痛不止，暴泻整晚，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
1911年春，他从爪哇返国，因身上还有好几百元，于是他将那些钱全都买了糖果带上船。结果，在两星期航程中，他竟把所有的糖果吃完，让同船的人惊诧不已。
由于他喜欢暴饮暴食，最后终于被肠胃病夺走了性命，三十五岁就英年逝去。
苏曼殊（1884—1918）
原名戬，字子谷，后改名玄瑛，“曼殊”是其法号，广东香山人，出生于日本横滨。父亲为旅日华商，母亲是日本人，早年曾参加革命团体青年会。能诗善画，才华洋溢，并精通多种语言，翻译过拜伦、雪莱和雨果的著作，为清末民初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僧。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刘师培：首倡黄帝纪年说
刘师培
清末革命党人为表示自己坚定的反清信念，决定不用清朝年号。然而，没有了清朝年号纪年，想记录日期时，往往觉得很不方便，而“公元”是洋人的产物，借来使用又似乎不恰当。这时，经学大师刘师培提出所谓“黄帝纪元”的纪年法。
刘师培自从在上海认识章太炎后，由于两人话语投机，交往频繁，让他从一个汲汲于科举功名的读书人，一变而为激进的革命学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刘师培署名“无畏”，发表一篇名为《黄帝纪年说》的文章，提出废除以帝王纪年的传统方式，改用黄帝纪年，即以传说中黄帝降生的那一年为黄帝纪元元年。刘师培并且表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
由于革命党人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行反清活动，刘师培的这个主张正好可以激发汉族人的生存竞争意识，促进国家复兴，因此后来革命党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便用“黄帝纪元某某年”来标示日期，直到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仍采用它来纪年。
民国成立之后，刘师培思想却转为保守，是积极为袁世凯洪宪帝制铺路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其妻何震，原名何班，早年就读于爱国女社，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据说她婚后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让刘师培畏妻如虎，人称“惧内泰斗”。
某天夜里，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已，接着，外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即冲进卧房，钻入床下。
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房请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在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将他硬拖出来。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经书，因在上海与章太炎交游，遂倾向革命。民国建立后，与章太炎发生龃龉，转而支持袁世凯称帝。1917年经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博通古文经学，精于文字训诂，为民初著名的经学大师。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邵飘萍：因妻妾打架而丧命
邵飘萍
1925年11月22日，奉系大将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反奉，让他的老长官张作霖处境危险。此时北京《京报》将交战两军主帅的照片，并排印在报纸上，其中张作霖照片下大书：“马贼头目张作霖”，郭松龄照片下则书：“东三省救主郭松龄”。
邵飘萍这些报纸大量散发后，张作霖托人私底下问邵飘萍，自己过去也帮他不少忙，何以如此不讲交情？邵飘萍答称：“奉军过去帮忙的，是邵飘萍个人，而报上所载，乃《京报》全体员工所为，与我邵某人无关。”张作霖闻言大为切齿。
一个月后，郭松龄兵败被杀，邵飘萍警觉大事不妙，在奉军进入北京前，赶紧住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暂避。奉军碍于情势，不能进去捉人。
几个月后，邵飘萍的妻子和姨太太因细故而大打出手，家人无法处理，只得打电话到六国饭店告诉邵飘萍，邵飘萍当时没细想，只在电话中说：“即刻回来。”孰料他电话早有人监听，奉军便衣闻讯立刻在路上等候，将他逮捕，两天后予以枪决。
《京报》社长邵飘萍与《新社会报》社长林白水，都因文字开罪奉军而被杀。其中邵飘萍死于1926年4月26日，林白水则于同年8月6日被枪杀，两人正好相隔一百天。当时《京报》新闻上出现一个标题：“萍水相逢百日间”，贴切传神，新闻界推许为神来之笔。
待奉系垮台后，北平文化界发起为邵、林两人开追悼会，会上有副挽联曰：
一样飘萍身世；
千秋白水文章。
横额为：萍水相逢
邵飘萍（1884—1926）
原名振青，笔名飘萍，浙江金华人。在浙江高等学府就读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并被聘为特约通讯员。民国建立后，在杭州主办《汉民日报》，因抨击时政而被捕，出狱后流亡日本。1918年接连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京报》，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教授新闻相关课程，为著名记者。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蒋作宾：注定一辈子当客人
蒋作宾
慈禧太后去世后，蒋作宾在他所管辖的陆军部里积极从事“汰旧换新”的工作。他的目标是将清军军官全部换成曾经出国留学或在国内新军校毕业，具有新思想、积极热忱的年轻人。不过这项计划才推行到一半，辛亥革命就发生了。
事后，蒋作宾曾说了一句饶有深意、语带玄机的话语：“辛亥革命如果晚几年发生，后来的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吧！”
日本自甲午战争以来，就对中国怀有侵略野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际间弥漫着姑息的气氛，加上中国内战不已，让日本人的侵华气焰更加嚣张，其中尤以东北地区，一连串的挑衅行为，使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与接替父亲统领东北的张学良头疼不已。
由于当时蒋介石正致力于“剿共”，因此希望尽量避免与日本正面冲突，并力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消弥战祸。在东北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蒋作宾为驻日公使，其任务在与日本展开直接的谈判，寻求合理解决一些问题与争议，缓和紧张的局势。
蒋作宾深知此行责任重大，赴日前，他特地到北平会晤张学良，与他交换意见，然后取道东北和朝鲜。沿途他不断与驻在当地的日籍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他们都以目前局势为忧，希望能早日化解纠纷，以免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
然而，蒋作宾刚到汉城，就传来沈阳方面的消息，即“九•；一八事变”爆发。
不过，蒋作宾仍依原订计划抵达日本，开始外交斡旋，这段期间，他最频繁接触的人，便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后来，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也成为驻日大使。
驻日大使蒋作宾居官清廉，待人和善。某次他奉召返国述职时，参加一位好友的宴会，宴后他抢着付账，在场突然有人大声说他没资格当东道主。他觉得很奇怪，便问为什么。
那位朋友说：“你取名‘作宾’，就是注定要当客人的，既做不了主人，当然付不了账。”
蒋作宾（1884—1942）
字雨岩，湖北应城人。清末秀才，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日留学，并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历任陆军部次长、国民政府委员、驻日公使、内政部长等职。曾在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上，打破国联仅以英、法语发言的惯例，以中文发言。
《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 第四部分杨森：妻子成连，子女一营
杨森
杨森主政四川时，苛捐杂税，剥削人民，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抽税。谐联大师刘师亮特作一联讽说：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有屁无捐。
横批：“民国万税（岁）”。
抗战期间，蒋介石有一次去成都，在杨森家里盘桓半天。
他见杨家进进出出的妇女不少，深为惊讶，便问杨森：“这些都是你的妻子吗？”
杨森闻言朗声回答：“报告委员长，属下身体很好！”
蒋介石听了哈哈大笑，顺势把话题扯开了。
杨森妻子儿女众多，多到妻子成“连”，子女将近一营。
由于家里人多，为维秩序，他治家如治军，一切用军事管理，同时任务分工清楚，大太太管总务、二太太管出纳会计、三太太管子女教育、四太太专司对外交际、五太太管仆役……，各有专职，无一赋闲，每月每人还发给薪水。
此外，关于众多妻子晚上睡觉时的安排，杨森采取所谓的“轮宿制”，且为了不致发生错乱而引起纷争，他特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