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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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说：“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的灾难，就会给未来带来祸灾。　　　　
　　　　“文革”过去了三十多年。亲自经历了那场浩劫的中老年朋友，回忆起那段痛心的历史，至今还心有余悸。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由血泪写成的。“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不仅给人留下伤口，更留下深刻的教训。我们不应遗忘。遗忘历史的民族必然丧失前途。人民只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平文选》第3卷272页）　　　　
　　　　正是从这个基点，我在十多年内利用业余时间，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以比较广阔的视野，记述“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真实的记录下那段历史。　　　　
　　　　1937年，我15岁加入党的战斗行列，1938年到延安，从此从事党的新闻工作五十多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血和火的严峻考验。全国解放以后，我又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特别是任职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时，1959年被错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那场考验。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热情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期待通过“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强大。　　　　
　　　　但是，我的梦想很快破灭了。　　　　
　　　　当我看到千年文物毁于灰烬，千万老干部受到残酷批斗，许多领导人被扭坐“喷气式”的时候，我的心流血了！　　　　
　　　　我迷惑，我苦恼，我不理解：昨日的功臣，为什么瞬间变成了罪人？我看见贴满大字报的东、西长安大街上，许多老干部站在机关门前，向毛泽东像“请罪”……　　　　
　　　　一天，我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上班。躲过播放着口号奔驰而来的宣传车，刚踏上报社的台阶，一个念头突然从我的脑海闪过：这不就是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里批评过的左倾错误吗？乱打乱杀，“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当时，我作为《晋绥日报》的记者，聆听过领袖的教诲，整理过领袖的《谈话》记录，目击过左倾错误给吕梁山区带来的血泪。往事记忆犹新。　　　　
　　　　联想历史，看看现实，我猛然感到：“文化大革命”恐怕又是一次左倾错误啊！　　　　
　　　　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思考“文革”的问题，有意识地去捕捉事实的真相。在汹涌激荡的漩涡里，用眼睛观察风雨，用手记录下见闻。　　　　
　　　　“文化大革命”开始，鉴于我刚从新华社四川分社、人民日报社四川记者站调回人民日报编辑部，没有当权，所以，有关同志送我两个尊号，一曰“革命群众”，二日“漏网的走资派”。　　　　
　　　　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我没有像许多老干部那样被打倒，住“牛棚”。十年间，除一年下放五七干校锻炼，大部分时间都奔忙在采访一线。经历了“文革”全过程，使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深入生活，扩大视野，积累材料。　　　　
　　　　为了解历史事件真相，我还访问过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谷牧、杨成武、华国锋、王力、王洪文等人。他们为我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1980年，我参加审判“两案”的采访。因工作需要，我看到一些专案材料，也阅读了一些党的文件档案。这些都为写这本书提供了丰厚的沃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历史科学的生命。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本书引证的材料经过反复核正。我一向认为，党和人民的记者，是人民的公仆，真理的信徒。写作应对历史负责。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再现历史。作为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依实写出这段历史，也是完成自己对历史的一份责任。　　　　
　　　　我的感受是，一个新闻记者的最大幸福，是能够亲身经历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同时代的老同志，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将我们个人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许多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中，受到冲击和迫害。但是我们没有个人的私怨。即使受到打击，也从不气馁，而坚信人民的胜利必将到来。飘扬在我们心中的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红旗！　　　　
　　　　1968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问在座的中央委员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回答。毛泽东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小插曲。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奉献了一生。他的悲剧在于演奏了这支“小插曲”，并且始终不肯承认错误。我们党对自己领袖的严重错误，在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凡是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也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也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从头到尾都铭刻着毛泽东的烙印。　　　　
　　　　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既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在毛泽东看来，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解决。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当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一次又一次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成敌我矛盾。内耗损伤了党和国家的肌体。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主席，在个人崇拜的浪潮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他损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实行人治，没有法治，以致全党无法监督自己的领袖。血的教训，启示人们的认识，只有从人治转向法治德治，严纪治党，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我们的党和人民从挫折和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变得更加成熟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要我们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一定能够达到现代化的光辉前程！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1）

　　　　大风起兮云飞扬，　　　　
　　　　政治风暴兮人遭殃。　　　　
　　　　在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里，第一个遭受阴谋陷害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　　　　
　　　　它像暴风雨前的闪电，预示着动乱年代的到来！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在1967年1月15日的中共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笔者注：指“文化大革命”），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　　　　
　　　　〖BT2〗首当其冲的将军　　　　
　　　　在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28天，与社会上公开批判吴晗的同时，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了党内军内对罗瑞卿将军的批判。　　　　
　　　　毛泽东对自称是“主席警卫员”的罗瑞卿，一向很信任。1959年7月，庐山会议林彪积极参加批判彭德怀。之后，中央任命林彪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毛泽东还按林彪的提议，将罗瑞卿大将从公安部长调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　　　　
　　　　怀有政治野心的林彪，总是处心积虑，揣摸毛泽东的心态。　　　　
　　　　林彪利用他的职位，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狂热地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号召全军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之后，林彪又相继创造一系列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口号，什么“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万寿无疆”，等等。　　　　
　　　　这一切，当时都使毛泽东高兴。他不仅把林彪看作是自己最亲密最可信赖的战友，而且还选择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的一个报告里，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这个“批示”，实际是不点名的点名。相距不过6天，12月8日，在上海开始了对罗瑞卿的批判。　　　　
　　　　笔者看到这个文件时，正在北京市房山县五侯公社担任“四清”队长。当时感到很奇怪：“批示”的矛头是指谁呢？莫非军队也要搞“四清”吗？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到会总计61人，其中军队高级将领34人。　　　　
　　　　中央常委的同志全到了，但是除毛泽东本人外，事先谁也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议，不知道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　　　　
　　　　贺龙以为要开作战会议，从北京随身带了作战地图去，　　　　
　　　　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问贺龙：开什么会？　　　　
　　　　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周恩来总理说，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小平、彭真等也都不知道开什么会。　　　　
　　　　罗瑞卿11月25日到上海。这时上海报纸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罗瑞卿得知这篇文章是经毛主席批准发表的消息之后，立即电告北京，指示《解放军报》提前在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当时他怎么也想不到正是这根导火线，竟给全党全国全军及他本人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在上海，罗瑞卿向毛泽东请示说，他要到苏州去看林彪。　　　　
　　　　毛泽东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到苏州跟林彪作了一次谈话。妻子郝治平问他谈得怎样？罗瑞卿说：谈得很好。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罗瑞卿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　　　　
　　　　1980年11月6日，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家中告诉笔者，1965年12月9日，她同罗一起从上海到达昆明。罗是奉毛泽东之命到云南边界看地形的。而在他到昆明之前的8日这天，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即已开始，但是将军却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罗瑞卿到达昆明的第二天，12月10日下午，他突然接到要他返回上海开会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呢？开会的事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为何会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和保密呢？他满怀疑虑地打电话问北京。彭真同志说：　　　　
　　　　“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　　　　
　　　　12月11日下午两点，罗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