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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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起来到大会堂，策划镇压广场群众。
江青板着铁青的面孔，训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北京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你们就不管，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人，该抓的抓，该判的判！”
王洪文马上附和说：“对首犯要判重刑！”
深夜，王洪文又坐车到广场兜了几圈，然后，偷偷钻进西南角上的小灰楼，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200辆大卡车和几千民兵、警察和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捕、殴打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当即将57个抄诗歌的群众押往中山公园“审查”，把成千上万个花圈清扫一空。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军警民兵组成的三道森严的封锁线，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一摊摊雨水，在水泥地上闪着亮光。
天亮了，成千的群众继续拥向广场。北京127中学30多个同学，抬着“周总理永垂不朽”的花圈挽联，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但被人以“纪念碑要修理”为由拦住了。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让人民献花圈，还叫什么纪念碑？”
愤怒的学生们冲破拦阻，在四周群众的声援下，将花圈高高放在纪念碑基座上方。
9时左右，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大门口的很多人，继续喊“还我战友，还我花圈”的口号。
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在场的群众立即跟踪追赶，将他从人民大会堂北边的通道里揪了出来。
“联合指挥部”得到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的报告。他们除马上增派军警外，还调来两辆广播车，在大会堂大门前的马路上来回行驶，反复宣讲：“请革命同志离开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被激怒了的千百群众，立刻把广播车包围起来，将其中一辆车推翻捣毁了。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十时左右，汇集在大会堂东门外的数万群众，高唱“国际歌”，同奉命而来的守卫人员发生了对峙和冲突。
中午，群众从一个工人民兵口中得知：“三联指挥部就在小灰楼上！”
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走去。几名群众代表，走进小灰楼谈判，但到处找不见指挥部负责人。人们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在下午一点五分，将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工人民兵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入了浓烟滚滚的烈火中。下午5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烧着了。当时，在场的几万群众，不去救火，反而用欢呼、喊口号，表示自己对法西斯暴行的抗议。
血腥的镇压
4月5日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
《情况汇编》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的胜利。”
4月5日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气势汹汹的，手里拿着一条木棍，走到毛泽东病床前，对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毛泽东看了看她，没有讲话。
江青又说：“政治局已经开了会，做了安排。你放心。过一会儿，毛远新还要来向你报告政治局开会的详细情况。”
不多时，毛远新拿着政治局会议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向毛泽东汇报来了。
据毛远新交待，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连夜开会。大家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有邓小平、邓纳吉支持。会议讨论要处分邓小平。会议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花圈烧掉，要吴德在广场上讲话，通过了他的讲话稿。”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呢？”
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后来，又倏然睁开眼，缓缓地说：“就按政治局的意见办吧。邓小平不是纳吉，对他还要作思想工作，要让他写检查，一遍不行就写两遍、三遍。总之，他要认错，要把问题讲清楚。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君子动口也动手嘛。”
1980年10月，张玉凤在呈报中央的一份材料中曾讲到毛泽东的这次失误：
“‘四·五’前后，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工作人员搀扶着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当时的真实情况，曾给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5）
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段时期，中央做出一系列错误决定，让一个已经长时间不能说话、不能吃饭，连呼吸都很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
4月5日下午二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毛远新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经过讨论，当即决定：
一、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一次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会议通过他的讲话稿。
二、立即组织民兵，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包围，分割后对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小时，三点钟散会。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随即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坐镇，指挥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
4月18日，张春桥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4月5日，我是中午来到的人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
五日下午，邓小平也到了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吧，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暴力革命吗？今后还是要使用暴力的。”他显得十分得意：“我通知《红旗》杂志编辑部，要他们每人准备一根棍子。一旦暴徒冲过来，有棍子就好和他们格斗”。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笔者了解，被“四人帮”诬陷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确实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观望过天安门广场上那雄伟的人民海洋。但是，他并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为了斗争的需要，邓家一家人一个月前就不出家门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邓家被迫搬家。女儿在帮他收拾东西时候，偷偷给他行李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陪伴他度过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了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
据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回忆，当愤怒的群众把汽车接二连三点燃的时候，王洪文一伙趴在窗前，拿着望远镜了望广场。姚文元连声叫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呵！”
张春桥提高嗓门喊：“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现！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付这些闹事的暴徒，在广场上不能开枪，可以用水龙头冲他们嘛！”
江青接着说：“也可以用大棒打嘛！”
“四人帮”的一个走卒也凶狠地说：“我手里有枪，枪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着一辆刚点燃的汽车，说：“看，又点燃了一辆！”
王洪文故作镇静地说：“怕什么呀，这样可以变成好事嘛！”
江青歇斯底里地说：“你们赶快分头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动！”
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开始分头布置行动。王洪文负责指挥调动部队、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负责广播，讲话稿和播放录音，张春桥担任总指挥。
在“四人帮”直接参与下，制订了以民兵为主的“十万人的大包围”方案。
对此，后来王洪文交待说：“这次行动，主要是靠民兵，开始也是调不动呵，人都不来。后来做了工作，这才是十万人的大包围！”
调集来的大批军警民兵，分别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地待命。民兵总指挥部则设在中山公园里。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但是数万群众仍在继续涌往天安门广场，在夜幕掩护下往纪念碑前贴出新的诗篇。
一首诗里写道：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北侧，贴出一首诗《告别》：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扬，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
晚上6点30分，天安门广场的全部播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播放吴德讲话时，在天安门附近集中大量的民兵和卫戍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出动。为防备事态扩大，又在天安门一带集中大批待命出动的民兵，派出部队在北京市区随时应急调用。
晚上9点25分，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天安门广场灯光全部熄灭了。过了三分钟，电灯又全部亮了。
耀眼的灯光下，隐蔽在广场四周的上万工人民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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