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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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5）
王洪文在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起诉书的指控和证人讲的，“都是事实，这次武斗打伤数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应向全国人民认罪。”
12月4日，第一审判庭就被告人张春桥曾在上海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法庭调查。
张春桥在大量活的证据和证人面前，坐在被告席上，歪斜着脑袋，自始至终一声不吭，拒不回答。
法庭投影的第一份证据，是张春桥亲自批的244特务小组头目游雪涛，1968年11月30日写给张春桥的信和《一年工作总结》。总结里写道：“从1967年9月，我们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战斗了一年两个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为上海的战斗指挥部提供了大约一百万字以上的各种情况反映和调查报告。……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间接地摸了不少老虎屁股。”
法庭出示了1967年10月26日，游雪涛记录在笔记本里一段原话：“春桥同志指示……要小心，谨慎。人不可搞的太多。但要绝对可靠，要当心，你们搞人家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搞你们的特务活动的。”
参加游雪涛小组的原上海京昆剧团一演员，在证词里对特务小组的内幕情况，向法庭作了揭露：这个小组手段有“打进去，拉出来”，“以毒攻毒”，“美人计”，大搞逼供信、体罚、殴打、“冒充国家有关机关”，利用群众组织名义，“搞情报”。
游雪涛小组的原名是扫雪纵队。1967年初，因为密报上海警备区军内动态和有关“炮打”张春桥的情报，受到张春桥的赏识。同年四月，游雪涛本人被任命为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以合法的身份掩护他们的特务活动。
在12月8日的法庭上，姚文元承认，1976年在中央报刊发表的诬陷文章，矛头是指向一部分重新工作了一个时期的老干部，把大批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老走资派”，“复辟狂”，“翻案派”，“还乡团”。
1976年姚文元在他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必须批判》一文，亲笔加上“老走资派”。当法庭出示证件之后，姚文元只好说：“这个我不推卸”。
公诉人在十日的法庭上问姚文元，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的？
姚文元说：“指一部分群众，但这只是一个闪念、一个感想，没有形成观点。”
公诉人批驳说，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是他的思想动机，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
姚文元精神极度紧张。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他的动作失常，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他自己戴不上，需要法警帮助。
罪恶的谋杀
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设立在西郊的空军学院里。1971年9月8日至11日，空军学院驻地曾一度成为林彪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的秘密据点之一。如今这里却成了审判他们的法庭的地点。
1980年11月25日下午，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江腾蛟，穿着淡咖啡色的上装，身板挺直地站在法庭上。这个曾经组织谋害毛泽东主席的第一线指挥，戴着黑边眼镜，不住地向法庭四周张望。
江腾蛟供认，1971年3月31日晚，林立果在上海原少年科技站，召开了有王维国、陈励耘、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和他参加的会议。会议从10点多开到第二天凌晨，林立果在作结论时明确规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你们老政委（指我）联系。”
11月26日，江腾蛟在法庭上供认，1971年9月8日晚，林立果让他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他当即表示：“坚决干。”
审判员问：“林立果给你指定什么指挥员名称没有？”
江腾蛟答：“让我到上海去做第一线指挥。”
审判员问：“指挥干什么？”
江腾蛟答：“指挥谋害毛主席的办法。”
审判员问：“你们策划了哪些办法？”
江腾蛟答：“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条是用火焰喷射，用火箭筒打毛主席专用列车；二是用100（即100毫米口径）高炮平射毛主席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在毛主席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
江腾蛟还供认，他们还提出在苏州硕放炸路桥，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派飞机炸火车，炸上海虹桥机场停车场附近的油库。
法庭传同案犯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原作战部长），到庭作证。鲁珉在证言中说，1971年9月11日晚约8时，江腾蛟和他到西郊机场。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有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指毛主席）搞掉。林立果指着江腾蛟说，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再不成，让陈励耘派飞机去上海，把家也一块带去。这时江腾蛟说，顾不了这些了。现在主要是把“B52”搞掉。
1月27日，江腾蛟第三次出庭受审时供认。1971年9月12日晚上，他参加周宇驰布置南逃的秘密会议。会上，周宇驰说，明早八时，林彪将从北戴河乘飞机到广州，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分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广州。周宇驰要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参谋长）和他，在早晨六时到北京西郊机场，等黄、吴、李、邱到齐后，一起飞往广州，并要负责他们的安全。
江腾蛟还供认，林彪还打算争取苏联援助。
同案犯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出庭。法庭用幻灯投影出示南逃人员名单的原件时，刘世英指着名单说：“是我写的，是我写的。”他说，名单上的“江”和“江家”，指的就是江腾蛟。
12月1日下午，江腾蛟在特别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说：“我罪行累累，铁证如山。我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并愿接受任何我应该得到的惩罚。”
黄永胜是主犯
反革命集团主犯、前参谋总长黄永胜，11月25日在特别法庭受审时供认，1971年9月6日黄昏，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听到李作鹏向他密告了毛主席在南方针对林彪一伙的谈话内容之后，迫不及待地给在北戴河的叶群密报。
审判员问：“你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叶群，造成了什么后果？”
黄永胜答：“基本上我都如实告诉她了，我没有多大保留。”
审判员问：“你把毛主席讲话的内容告诉叶群，造成什么后果？”
黄永胜答：“促成林彪下决心杀害毛主席。”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历史的审判（6）
法庭还审问了黄永胜诬陷、迫害彭德怀、聂荣臻、罗瑞卿等罪行。12月8日，法庭审问了黄永胜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的罪行。中共广东地下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黄永胜诬陷广东地下党“招降纳叛”，使七千多人遭到迫害，其中广东省原副省长林锵云等85人被迫害致死。我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烈士的母亲、儿子以及烈士的侄儿、堂弟、堂侄等也惨遭迫害致死。
黄永胜在罪证前面承认：“我是拿竹竿子打人，竹竿子很长，伤害了很多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使许多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人遭到诬陷、打击、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还指控黄永胜伙同刘兴元，在1967年5月至1970年11月期间，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七百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
黄永胜在法庭辩论时，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辩护。他反复强调：“现在我承认我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我犯有严重错误，在若干问题上犯有罪行。我对自己是这么一个看法。”
“假的空军司令”
1980年11月23日下午三时，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厅开始对吴法宪进行审问。笔者在旁听席上，看到吴法宪拖着臃肿的矮胖的身躯，迈着艰难的步履，由法警押到被告席上。
这位林彪手下俯首贴耳的干将，在亲笔供词中承认：“是林彪把我提拔出来的，所以我脑子里就是一个林彪。”“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是林彪的走狗”……
审判员问：吴法宪，起诉书指控你在林彪指使下，任命他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这是不是事实？
吴法宪满脸是汗，连连点头回答：“是事实，是事实。”
他承认，1967年3月他把林彪称作是“眼珠子”的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后来他又亲自介绍林立果入党，目的就在“追随林彪、讨好林彪”。这个年仅23岁，没有当过兵，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没有空战实践的林立果，在两年时间内，火箭式上升，从一个战士提拔到师级干部。
审判员严厉地高声审问他：“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你当空军司令员，你的职责是什么？”
吴法宪沙哑地回答：“我私自把空军的指挥权完全交给林立果，支持、纵容林立果，出卖给林立果，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员连续追问：“你为什么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支持、纵容林立果在空军进行反革命活动？”
吴法宪哭丧着脸，擦着汗说：“实际上我就是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为林彪阴谋杀害毛主席，提供了方便，提供了条件……”
公诉人问他，知不知道1971年9月12日晚，256号飞机调动和林立果组织武装小分队的事时，他嘟囔地说：“不知道，我把权交完了……”说到这里，法庭上响起一片笑声。他不顾大家笑什么，继续嘟囔：“我承认林彪是真正的空军司令，我是个假的空军司令。”
吴法宪还大力鼓吹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为空军“指明了方向”。林立果直接指挥的“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等，大讲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他们成立的“上海小组”，在“入组须知”上明文规定，对“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是吴法宪的办公室主任。她虽未出庭受审，但因为“她积极参加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被开除党籍、军籍。她曾多次写信给林彪、叶群献忠心：“永远忠于副统帅林副主席，海枯石烂志不移……”她还伙同吴法宪，从空军派出20多人为林立果“选美”……
李作鹏供认不讳
第二审判庭经过四次开庭，12月4日上午结束了对李作鹏犯罪事实的法庭调查。出示的证据证实，由于李作鹏的点名批准，海军干部120人受到诬陷迫害。
李作鹏供认，1968年4月3日，他伙同海军原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联名写信给党中央，给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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