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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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详述彭罗陆杨每个人遭到的法西斯式的折磨。这里仅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说一说他遭受的苦难!
血泪的控诉
1966年9月30日,陆定一被送北京卫戍区监护。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8)
10月10日晚,陈伯达指示专案组对陆定一要带上铐子、连续审讯。12月16日,陈伯达又亲笔下令对陆:“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拆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为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陈伯达先后11次对专案组发出指示,多次嘱咐专案组:“让陆定一写材料,从材料中看出破绽,再给他提问题,再叫他写。……一般不给他吃安眠药,……他不工作,吃什么安眠药!”
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逮捕送监”。
陆定一被诬陷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13名副部长都遭到诬陷。有的致残、致死,难以瞑目!
1990年10月31日,年已85岁高龄的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医院接见笔者。他头脑清晰,声音琅琅,对于往事记忆的特别清楚。他的错案被纠正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78年12月2日,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1967年12月9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多岁的老人,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13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13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70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年12月1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字:“坚强不屈!”
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1985年5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秘书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1965年11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年5月16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9)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
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18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党的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反动派监狱里的生死搏斗。1937年他来到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命创办了《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经常在敌人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中打游击办报,经历过战火纷飞和敌后反扫荡的艰苦岁月。1949年秋,他带着病弱的身体,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社长。他知识渊博,日日夜夜,笔走蛇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邓拓还是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
1956年,全国出现了左的冒进势头。邓拓按照刘少奇、周恩来的授意,起草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毛泽东尖刻地批评说: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内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面面反对,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避免。要分清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以后不要提反冒进。
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说,反左、反冒进,实际上是反我。
1957年反右派开始,“引蛇出洞”、带头鸣放的《文汇报》,被打成右派报纸;而被批评为“按兵不动”、“无动于衷”的《人民日报》,经住了考验。邓拓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如果《人民日报》也被打成了右派报纸,不仅大大有损于党中央的声誉,不知报社还会增加多少右派。
1958年邓拓辞去人民日报工作,担任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以后,建议报纸要提倡读书,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
1961年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9月,北京市委主管的《前线》杂志编辑部,为了使刊物内容丰富多彩,版面生动活泼,由编辑部出面,约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到北京的四川饭店商谈工作。在座的还有前线编辑部的三四位同志。
邓拓对廖沫沙说:《前线》也搞个龚同文、马铁丁那样的杂文专栏好不好?吴晗和你参加,我也参加,三个人写。
邓拓提议用杂文的形式,生活、学习、思想、工作,都可以谈,可以写。吴晗也可以谈历史,古今中外全可以。
谈到署名,邓拓提议:三个人,一人取一个字,吴晗出吴字,我的笔名马南村,出南字,廖沫沙就出个沙字,叫吴南沙怎么样?
廖沫沙说:还是用我现在的笔名繁星中的星字吧。
大家一致同意用吴南星来署名。并且约定三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字。这样,1961年10月,《三家村札记》的专栏就在《前线》刊出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邓吴廖三位因为都有繁重的日常工作,平素很少私人交往。邓拓十多年只上过吴晗一次家门。廖沫沙因请邓拓识别一幅苏东坡画的真伪,才到过邓拓家一次。
《三家村札记》从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共发表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悍,立意鲜明,文风清新。在内容上,大部分是歌颂党和人民新生事物新风尚的,也有实事求是地批评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但是却受到江青一伙人的诬陷和打击。
江青一伙采取断章取义、栽赃陷害、混淆视听的手法,有预谋地开展了对“三家村”的围剿。
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一文中批评吹牛皮、说大话的恶劣作风,写过“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姚文元颠倒黑白,硬说这句话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杂文说成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攻击。
1961年春节前夕,廖沫沙应《北京晚报》编辑之约,写几句迎春、鼓干劲的话,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要抓紧一年之始,搞好农业生产。文中引用古籍中“腊鼓催春”一词。但姚文元却抓住文中“腊鼓鸣,春草生”,在春季就要“大干一场”这两句话,诬陷说:“好一副进攻的姿态!……腊鼓鸣,他们这一伙要大干一场了!”
吴晗写了一篇充满乐观主义的杂文《说浪》。姚文元抓住“浪”字大肆造谣,说这“浪”就是一股冲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毫无根据地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
“三家村”冤案迅速祸及全国。许多领导干部和教育、文化、新闻界著名人物,被当作牛鬼蛇神,遭到围攻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