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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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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到校党委办公室,见曹轶欧和一位秀才坐在沙发上,曹轶欧单刀直入对陆平说,来学校了解你们学术批判情况。    
    此后,他们鬼鬼祟祟地住进距北大二公里的西颐宾馆,利用调查组的名义,背着北大党委物色打手和帮凶,往上搞!    
    曹轶欧首先想到当时担任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的聂元梓。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她和六个哥哥姐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大哥聂真是个老革命,并把几个弟妹都引导上革命道路。1937年,聂元梓16岁时来到山西太原,在国民师范参加山西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又在晋城参加华北军政干部班学习。    
    日本投降后,她来到刚解放的东北。1946年5月,她25岁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区担任区委副书记。1947年,调哈尔滨任区委宣传部长。1964年调入北京大学,先任经济系副主任,1965年调任哲学系总支书记。    
    哲学系是藏龙卧虎的地方,著名学者冯友兰、朱光潜、梁漱溟、汤用彤、任继愈等都在系里任教。这批老教授周围团结培养了一批新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4)

    往北大工作期间,聂元梓感到校领导对她重视不够,嫌自己的官太小,常常小病大养,不上班。“四清”运动开始,她积极参加揭阶级斗争盖子,混水摸鱼,受到批评,写过检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笔者访问过聂元梓,当时她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时,已是45岁的12级干部了。    
    5月20日,北大校党委在党员干部中传达《5·16通知》。聂元梓一边听着传达,一边想着5月14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讲话。陆平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北京市委的指示,认为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他说: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    
    陆平原是铁道部副部长,1958年调来北大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聂元梓因为左得出奇,曾受过党委批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指出,聂元梓这是一匹害群之马,不彻底批判,教育不得安宁。    
    聂元梓一直心怀不满,总是想伺机报复北大领导人。现在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在聂元梓看来,这是她雪耻的机会。    
    曹轶欧听了聂元梓关于北大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明确告诉聂元梓说:《5·16通知》是总纲,你们要好好学习,认真领会,可以写大字报。    
    聂元梓认为,曹轶欧的话决不仅仅代表曹轶欧个人。    
    聂元梓从西颐宾馆回来,分头向北大哲学系的五位干部、教师“吹了风”。这六个人秘密集中到23楼的一位教师家里,分析了北大和全国的政治形势,聂元梓坚决表示要写大字报,大字报来得快可以引起注意。并且决定先从5月14日陆平的讲话开刀。    
    大字报经过六个人的三次改写,5月24日晚最后定稿。这张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首先描述了北大的形势:    
    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接着对陆平5月14日的讲话逐条批驳,说:    
    “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    
    “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坚决不答应!”    
    “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了吗?……告诉你们……这是白日做梦!”    
    大字报还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用毛笔抄清以后,加上临时碰巧来的一位研究生;签名的共七人。    
    5月25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贴到墙上,马上惊动了整个校园,一大群师生围上观看了。三小时后,反击的1500多张大字报,就在聂元梓大字报周围贴出来了。一些师生涌到哲学系门口,高呼口号;“要找聂元梓算老账”,质问聂元梓为什么要贴反对党委的大字报,说“聂元梓是赫鲁晓夫式的女阴谋家!”,“聂元梓是党的叛徒……”    
    当晚,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到北大讲话,传达中央精神,指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遵守纪律,内外有别。”他说:“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党内党外要分开。”    
    第二天,校党委派人在临湘轩同聂元梓谈话,劝她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思一会说: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事情闹大了。师生不同观点的分歧,引起了辩论。激烈的辩论中,发生了扭打。    
    师生扭打惊动了党中央。周恩来总理派秘书张彦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    
    康生得悉周恩来对聂元梓等人的态度以后,马上叫曹轶欧派人要来了大字报底稿,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直接写信给在上海的毛泽东,并附上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的抄稿。    
    6月1日,毛泽东在一份《文化大革命简报》上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这天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打电话问康生,怎样看待这张大字报。    
    最后,毛泽东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    
    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月2日见报。    
    6月1日晚八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原文,并配合发表关锋等人起草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诬陷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中还诬蔑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    
    聂元梓听到广播大字报和评论文章,欣喜若狂。她手舞足蹈地说: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    
    掀起的风暴    
    广播大字报,中央许多同志事先都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急匆匆地去问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无可奈何地回答:我也是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全国播出。    
    康生喜不自禁地从幕后走到前台。6月2日,他坐着高级轿车来到北大,东瞅西看地在校园里快步走着。当他来到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喧闹的人群立刻把他包围起来,拥上讲台。他连咳几声,向师生讲话:“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他还说,大字报一经广播,聂元梓解放,他也解放了。因为当时支持这张大字报,他也受到压力。    
    1966年10月12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小组会议上,对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自我吹嘘说:    
    “聂元梓大字报出来以前,我让曹轶欧等同志组织了一个七人调查小组,任务有三条:第一看彭真在各大学校里搞了一些什么阴谋布置;第二,发现革命左派;第三,组织写文章。七人到了各学校了解情况,到了北大就接触到哲学系,促动了聂元梓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开始了进攻(5)

    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煽动下,全国党政工财文教等各条战线刮起揪所谓“陆平式”人物的邪风。北京55所高等院校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揪斗,许多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被打成反动权威、学阀,惨遭批斗和迫害。    
    清华大学发生了揪斗教授的“6·7事件”。    
    北京大学发生了“6·18事件”。    
    6月18日这天,北大的40多干部、专家、学者,被拉上“斗鬼台”,戴高帽,游街,搞喷气式。全校69人脸上被涂墨汁,身上被贴上大字报,被罚跪、游街、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而且还发生多起污辱妇女的事件。    
    驻北大的工作组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制止了混乱。当天晚上,工作组长张承先向全校师生讲话,明确指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的革命行动,今天发生的乱揪乱斗,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这种做法会被坏人利用,而且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他要大家提高警惕。    
    工作组将“6·18事件”写成第九号《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报告党中央。20日,刘少奇把简报批转全国,并且加了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但是,当时在武汉的毛泽东却认为“6·18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江青知道这个信息后,伙同康生、陈伯达连续在7月22日、23日、25日、26日和8月4日,多次亲临北大,支持造反派,反对工作组。    
    7月22日,江青在群众大会上狂叫: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再次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揭发批判工作组以“反干扰”之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江青在长篇讲话时由于过分激动,竟然失去自控,把主席家庭内部的矛盾也公开抖露出来了。    
    康生在万人大会上,指责派工作组是“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指责工作组长张承先“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又说:“张承先还有一个十天情况的报告,这完全是反动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    
    7月26日,江青在群众大会说:“有同学问,‘6·18事件’是什么事件?陈伯达同志已经代我们说了,‘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从此,北大党委被推翻了,工作组的领导权也撤销了。在康生一伙的直接扶植下,聂元梓等人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    
    北大乱揪乱斗干部、教授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被当作经验,通过放录音、巡回展览、讲演等方式,向各省市推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反对各级党委,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据估算,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当中,来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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