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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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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随即发出通知,说明5月8日文章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刘少奇:“我失去了自由!”    
    1967年7月18日,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指使下,中南海造反派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会前,江青在戚本禹的批斗刘少奇的报告上划了圈,并划了一道线,表示同意。康生圈阅后并写了“同意”。    
    陈伯达亲笔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加上“邓陶夫妇”四字。这样一笔之下,就把批斗范围从刘少奇一人,扩大到刘、邓、陶夫妇六个人。    
    7月18日凌晨四时,戚本禹急急忙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动员中南海的造反派斗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会上,戚本禹尖声叫嚷:江青发火了。中南海是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最前线,外边搞得轰轰烈烈,中南海冷冷清清,像什么样子。要立即组织批斗大会,大打人民战争。战斗一开始,火力要猛,用力要狠,杀气腾腾,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两只脚!    
    动员会开过之后,紧接着在中南海分两个会场,批斗了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    
    按照江青的部署,批斗会一边还在进行,一边即派刘少奇专案组冒充“造反派”,抄了刘少奇的家。刘少奇的亲笔文稿、照片和往来信件,片纸不留。    
    当天晚上,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广播打倒刘、邓、陶大会的情况。    
    第二天,中南海的所谓“革命群众批斗刘、邓、陶指挥部”,专门出了第一期《战报》。报载:    
    “批斗刘少奇大会于7月18日21时20分,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召开,至次日零时一刻结束;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批斗时,刘少奇“被打得汗流浃背”。    
    刘少奇这时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被造反派按着头,弯腰站了两小时。当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时,造反派一掌把他的手绢打落在地。    
    同日,批斗王光美大会于夜晚21时3刻,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召开。这次批斗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    
    据同期《战报》记载:    
    “会上王光美的气焰十分嚣张,翘鼻子,瞪眼睛,指手划脚,……群众质问她,她抵赖说:‘我没有这回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就什么时候讲,‘我不能乱说呀’等等。群众令她住口,她还叽哩哇啦地继续讲。不仅如此,她还公开为刘少奇和自己开脱罪责,说什么‘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我们过去就反对过……”    
    8月5日,江青、康生指使一伙人,分别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各家院落里,举行批斗刘、邓、陶大会,呼应天安门广场上的百万人大会。    
    刘少奇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批斗会上,被暴徒揪着头发,打得鼻青脸肿。他的鞋子被踩掉了,只穿着袜子。脖子上还挂着画有绞索的漫画,被人推来推去。    
    一位目击者写道:“批斗会搞得目不忍睹,极尽摧残之能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揪头发、大弯腰,一片混乱……”    
    面对造反派的种种诬陷和压力,刘少奇坚持原则,心平气和,对一些诬陷之词,给以严正驳斥。当一些人喊打倒老干部的口号时,有几个人揪着刘少奇的头发,质问他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    
    刘少奇大声回答:我负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    
    批斗会结束以后,刘少奇同志被押回办公室。他把机要秘书叫来,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地抗议说: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么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他愤怒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激愤地说:“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准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8月8日,刘少奇又一次写信给毛泽东,严正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亲笔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在他写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中,他正式用书面形式向毛泽东提出辞呈,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毛泽东:“我失去了自由。”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了。在这次会上,专案组用他们炮制的伪证据、假材料,用栽赃陷害等手段,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帽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千古大冤案。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讲道: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在分组讨论时,康生点名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纺织部长、中央委员陈少敏大姐表态。他问陈少敏: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    
    陈少敏平静而庄重地回答:我不知道!    
    康生又紧逼一步: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    
    陈大姐大义凛然,寸步不让:少奇同志即使有错误,还可以检讨嘛!    
    康生狠盯着陈少敏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可要考虑后果!    
    10月23日,十二中全会的《简报》里这样记载:“陈(少敏)至今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报告没有明确表态……一些人对她提出了严肃批评,说她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    
    10月31日,大会举手表决。陈少敏顶着政治高压,闭目沉思,不理会周围发生的一切,坚决不举手!    
    这位铁骨铮铮的女英雄,是几百个与会委员中唯一不举手的人。    
    1968年10月31日,适逢刘少奇70诞辰。恰在这天,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刘少奇从广播中听到给他头上戴的“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后,体温突然上升到40℃。他趴在床上,怀着无比的愤恨,气得浑身颤抖,爬不起来……他一连多天不能下咽食物,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第二次战役(6)

    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刘少奇在心底反复重复着这句话,以超人的毅力,忍受着灾难的折磨。    
    “阎王爷请他喝烧酒”    
    江青为迫害党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直接控制、主管、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反革命”。    
    1967年7月18日,为调查刘少奇“叛徒”材料,江青亲自批准派人到沈阳查档案。他们组织四百多人,历时两个月,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阅了245万份档案,没有发现刘少奇一件“叛徒”材料。    
    可是,江青却血口喷人。1968年9月16日,她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送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注,诬陷刘少奇同志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一说是特派员),这个美特身份是有足够证据的。”    
    9月29日,林彪写信对江青所批的诬陷之词,表示“完全同意”,并“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968年9月18日,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代表讲话时,忘形地叫嚷:    
    “我现在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实在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呵,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剐!”    
    十年后,当特别法庭审判江青的时候,法庭值庭人员播放了她的讲话录音。笔者当时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清楚地听到值庭人员问江青:这是否是你的声音?    
    江青点点头,说:我听出是我的声音!    
    为制造刘少奇是“大叛徒”的伪证,从1967年5月到10月,由江青亲自决定逮捕关押了11人,长期进行监禁。他们还对被捕的人进行“突击审讯”,刑讯逼供,制造假材料,迫害致死四人,株连受害的,仅北京市就有64人。    
    孟用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8月22日下午,他同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在沈阳奉天纱厂同时被捕。    
    江青指派人连续向孟用潜逼供。孟熬不过连续逼供,按专案组的口供编造了假证。后来,孟在狱中二十次写信声明,说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但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准上报。    
    当时任满州团委书记的王鹤寿,坚强不屈,顶住压力,鉴于当时团委没有遭受破坏,所以写材料证明:“因此我没有理由推断刘少奇在被捕后叛变了。”    
    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丁觉群担任满洲临时省委书记。他几次派杨一辰到狱中了解刘少奇、孟用潜的情况。江青、康生、谢富治、陈伯达就以他是刘少奇的重要知情人,将其关押。    
    丁觉群被逼供后不久,就翻了供。1967年7月27日,他在狱中写给专案组的信中声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我不能欺骗党,乱谈一气”。    
    1967年7月27日,江青、康生等人批准逮捕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专案组在报告上写道:“为清查刘少奇1929年被捕叛变问题,我们曾多次与杨谈话,杨的态度极不老实,根本不谈实质问题。为了查清刘的问题,取得旁证,我们意见将杨一辰调来北京,交卫戍区监护隔离审查。”    
    江青圈阅同意。    
    天津市香港路一号居民王广恩,已74岁,1929年他是奉天纱厂协理。专案组在向江青的报告中写道:“王广恩是策划参与逮捕刘少奇、孟用潜重要当事人之一,对刘、孟被捕叛变情况,应该是清楚的,但王的态度极不老实,只讲刘、孟被捕的一般经过,实质问题只字不露。我们派人协同天津市公安局先后同他谈了八次,均未突破。”因之,报告提出“将王广恩拘留起来,突击审讯,为突破刘少奇叛变问题提供旁证”。    
    江青圈阅同意。王广恩被拘留后,经过多次“突击审讯”,迫害折磨,扣留后不到四十天,于1967年8月27日因突患感冒,发高烧,高血压复发死亡。    
    江青为逼供知情人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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