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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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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    
    “上海在大乱。这样革命的大乱好得很!”    
    对这场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导演的“后院起火”,“心脏爆炸”,张春桥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大会使市委真正受到了震动。上海市委从此不神气了!”    
    一月革命    
    在“康平路事件”中受到血腥镇压的“赤卫队”员们,气难平,恨难消。他们一部分突出包围,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卡车,有的步行,纷纷到北京上告。1966年12月31日下午,王洪文闻讯后,立即组织人马追赶到昆山,强令“赤卫队”解散组织,制造了打伤多人的“昆山事件”,又一次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    
    消息传到北京。1967年1月1日凌晨一时,张春桥打电话给正在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找各造反派解决铁路中断问题。    
    陈丕显明知这是故意给他出难题,但他仍立即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市委开会。凌晨三时,陈丕显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要求大家以大局为重,恢复铁路交通和革命秩序。    
    就在这时,徐景贤也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把给陈丕显的电话内容通知他,并且阴险地说:这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当然不是支持陈丕显”,“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    
    王洪文在陈丕显召集的会上一气不吭。第二天,他和陈阿大飞到了北京。    
    1月3日夜,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王洪文、陈阿大说,对陈丕显“应该拖他出来幕前表演”,“索性让他出来表演一番”,然后把他打倒。张春桥对王洪文说:    
    “上海的桃子熟了!”    
    “安亭事件”后,上海的煤炭告急,整个城市瘫痪了。    
    上海影响全国。鉴于上海市委已不能工作,为解决上海问题,中央决定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上赞扬过的谭震林同志,去主持上海市委工作。    
    但是,江青却要张春桥、姚文元先走。据姚文元交待,江青对张、姚传达说:“你们可以回上海了。煤炭问题这么紧张,不要等谭震林同志了,你们可以先走。”    
    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共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飞抵上海。张春桥在离京赴沪前,曾与江青商量过,到上海后与华东局划清界限,不沾上海市委的边。    
    张春桥、姚文元一下飞机就到康平路招待所,找“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头徐景贤、朱永嘉等人,指示他们马上组织一个班子,以联络、控制各造反派组织。张春桥向他们交底说:“我们这次来,是听说上海要进行夺权。我和姚文元听到这个消息都坐不住了,所以特地赶来上海想同你们谈谈。”    
    1月4日,《文汇报》夺权。这是安亭事件后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就一个单位说,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夺权。它在《告读者书》中说:“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宣布夺权。    
    这天,张春桥对“工总司”造反派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1月6日,天空飘着雪花。“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开始了。几万人在刺骨寒风里,目睹陈丕显站在木箱上,曹荻秋被押上主席台批斗的情景。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也被揪来陪斗。    
    会上,王洪文声嘶力竭地叫嚷:“‘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是要砸烂它!”    
    大会宣布了三个《紧急通告》,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市委书记和市长,对他监督改造,勒令陈丕显“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对这次大会,姚文元1月6日向中央写了《情况通报》,内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干部、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限一周内交待自己的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笔者注:“魏、韩”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马、梁”是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梁国斌。)    
    大乱的上海,一时涌出32个造反派组织,他们把成千成万的老干部、学者、专家,戴上高帽子,揪斗游行,逼迫许多机关企业的“走资派”,在“补充工资”的经济要求上签字,而造反派自己则瓜分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发横财!    
    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1967年1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4日造了反,《解放日报》6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一月风暴(6)

    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且发表了编者按语: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67年1月11日,按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贺电。由毛泽东亲自加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次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推上同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平起子坐的高位。贺电说: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1967年1月12日上午,上海几十万人聚集人民广场,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一再自称是“小学生”的张春桥说:“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揭开的。”他在几分钟的讲话里,竟32次提到毛泽东,狂热地鼓吹个人崇拜。    
    大会刚刚结束,王洪文就抓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并把上海市长曹荻秋押上一辆卡车,让他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    
    夺权风暴刮遍全市。从15日起,三天内有49个机关被夺权。1月15日凌晨三时,“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闯入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市委的大印!    
    各机关、团体也都卷入“夺印”的浪潮中来。有的造反派把夺得的一大堆木头印章缠在腰间,边走边喊:“夺权!夺权!”    
    “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上海。1月19日,得意忘形的张春桥在造反骨干会议上狂妄地说,上海的夺权,像法国的“巴黎公社”、苏联的“十月革命”一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张春桥提出,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政治联络总站”,代替上海市委。会上有人说,这个名字不响亮。张春桥经过同陈伯达商量,得知毛泽东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他马上找人商量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    
    2月5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变成了百万人的海洋。张春桥、姚文元讲话中对“公社”大加赞扬。大会不仅通过了“公社”的宣言——《一月革命万岁》,而且宣布夺旧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一切权利。    
    大会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一号通令》里,疯狂叫嚣要把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回来!”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上海人民公社”一连几天没有发表。这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纳闷。    
    街头上,出现了“红革会”质问“上海人民公社”的连续《十问》的大字报。    
    2月12日,王力在电话中向姚、张二人传达了毛泽东不赞成“人民公社”名称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急忙飞往北京。    
    据姚文元交待说:“刚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们接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王力也去了。着重谈机构问题。”    
    “毛主席讲,上海现在叫人民公社,其他地方叫革委会。你们上海不是孤立了吗?如果都用这个名称,那么,我们全国是否还要成立总的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改名字?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要把人民公社的名字改过来。”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把最反对的人封成官,把反对你们的人团结起来。    
    姚文元交待说,毛主席实际指的是马天水。于是我们回去做马天水的工作,吸收他参加“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上海人民公社”于2月24日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分别担任革命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全面掌握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    
    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他们在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    
    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他在接见上海市革委会教卫组负责人等人谈话时,发问: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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