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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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群再三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害怕，这是为了保卫江青！”
江腾蛟表示：“一定想办法完成任务！”
江腾蛟回上海后，立即向空四军文化处长张彪、空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世英等五人，传达了叶群的指示。
他们经过精心准备，仔细侦查了郑君里等人的住址，研究了行动方案。决定以“空军丢了一份绝密文件”为名，欺骗一些不知内情的干部子弟和警卫排战士共四十多人，假扮红卫兵，分成五个小组，于10月9日凌晨一时，分乘五辆汽车出发。当天夜里分别搜查了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赵丹等五位文艺界人士的家。
对这件事，1980年12月特别法庭在审判中传唤证人到庭作证。头一个出庭的是江腾蛟。他对所做的事供认不讳。
郑君里的夫人黄晨在法庭上作证：
就在张春桥找君里谈话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家里闯进来一批身份不明的人。这伙人对我们全家每个人进行搜身，从头发搜到鞋子。带头的人对我们训话说：“把你们全家所有首长的文字的东西都拿出来。”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没有文字的东西。”他们不相信，就进行了查抄。把我们家所有的书籍都翻遍了。连君里几十年来积累的文艺创作方面的手稿、资料，几十年的心血，统统给他们搜刮一空啊。临走的时候，他们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要是在北京，早把你们枪毙了……
江青、叶群、吴法宪组织的这次“秘密抄家”，事先并没有同上海有关方面打招呼。抄家后的第二天，被抄者向自己的单位纷纷反映昨晚的怪事。情况反映到上海市委。1966年上海市委印的一期《文化大革命动态》，记述了这一夜发生的事情：
“10月9日凌晨，黄宗英、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已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一些不知名的‘红卫兵’抄了家。这些人在抄家时的特点是，只抄文件文物，不抄其它，行动秘密。郑君里被抄去重要内部材料。九日凌晨一时许，约有十多名挂‘红卫兵’袖章的人，年龄都在25岁至30岁左右，他们进入武康大楼后，就锁住了大门，管住了电梯司机，控制了电话，其余人就上楼，进入郑君里家里。这些人动作和讲话声音都很轻，直截了当地告诉郑要搜文件和机密文件。他们搜查得十分仔细，不仅房间各个角落都搜遍，而且搜了郑的全身衣服和鞋子。搜的动作也很熟练。他们临走时不准郑把被抄的情况讲出去，否则就要你的脑袋了……”
上海抄到的材料，很快送到北京，由他们亲自监督，在林彪家后院的熊熊大火中烧毁了。
抄来的材料烧毁了，江青该放心了吧？不，在江青看来，他们人还在，有嘴巴。于是继之而来的是残酷的迫害。
1967年11月26日，张春桥为讨好江青，亲笔批示把郑君里、赵丹、张瑞芳、顾而已等18名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艺工作的人，全都拘留、隔离审查。后来，这些人都给戴上“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等种种罪名，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身患肝癌的郑君里惨死在病床上；顾而已也被迫害致死。
抓人的全权代表
1968年1月，江青又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有人在上海街头散布她的历史材料，要求碰头会讨论处理。
碰头会当即讨论决定，首先，把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梁国斌、王鉴等人拘押到北京。因为他们都曾接触过所谓“通天”材料。
碰头会还决定派吴法宪去执行逮捕搜集散发江青材料的任务。理由之一是，吴法宪是空军司令，“来去方便”。
吴法宪对执行这一任务，既高兴，又有疑虑。他装出为难的样子，伸出两个巴掌：“我不了解情况，我说话，上海的人也不会听的。”
陈伯达马上为他壮胆：“给你写一个授权的全权证书，代表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权处理这件事。”
江青表示同意后，陈伯达当场亲笔写了一张授权的全权证书。所有参加碰头会的成员都签了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2）
第二天晚上，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省代表。吴法宪在东大厅同江青走在一起。吴法宪说：“我明天去上海。”
江青一边走，一边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小说，指着作者孙峻青的名字说：“此人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你到上海要找到此人，同他当面谈，要他到北京来。我要找他谈话，但又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人知道。”
吴法宪说：“我不认识此人，不一定能找到，我在上海又不熟。”
江青说：“你通过上海空军的人去查询嘛。”
吴法宪说：“好，我一定设法找到此人。”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乘专机到了上海。他先去见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把中央文革小组授权证明书给他看了。
吴法宪说，我情况不熟，很难完成任务。要求张春桥全力协助，并在市革委会领导之下办好此事。
张春桥满口答允，并要负责专案的王某协助吴法宪工作。
他们很快在两天之内，拘押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等十多人，并把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昔日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旧报刊剪报等“通天”材料，在两个晚上，由专人分乘两架飞机，负责送达北京西郊机场，转交中央文革。
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别逮捕了公安部以及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公安干部二十多人。他们的罪名都是接触过“通天”材料，知道江青的一些情况。
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的吴法宪，对他能在两天内就打完一场“保卫江青”的“歼灭战”，十分满意。每天都向北京汇报进展情况，但是，他要找的孙峻青在哪里呢？
孙峻青被抓
第三天晚上八时，一个身穿灰棉袄的老头，被人抓到空军招待所，走进吴法宪的屋里。
1968年2月27日下午六时左右，靠边站的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家孙峻青回家时，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突然被一个戴口罩的人挡住。来人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的小卧车，要他上车。
据孙峻青写的揭发材料说：当时孙峻青十分惊疑，问他是什么人？来人说，姓张。
孙峻青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说：“你知道。”
孙峻青更惊奇了：“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张说：“你自己清楚嘛！”
这位来人叫张彪，拐着腿，是空四军文化处长。他立即把穿一身灰棉袄的孙峻青弄上车，带到空军招待所，由吴法宪、江腾蛟、张彪三人和孙峻青谈话。
吴法宪第一句话就问：“你向中央写过信吗？”
孙峻青说：“没有。”
吴法宪不信。他反复问孙到底写过信没有。
孙一直坚持说：“没有写过。”
吴法宪以为孙峻青有顾虑，假装关心地说：“你想想，你我素不相识，我来找你干什么？我是受委托专找你的。你到底向中央写过材料没有？”
孙峻青坚定地说：“没有。”
吴法宪犹豫起来。他晃了晃脑壳，看着江腾蛟，对张彪说：“奇怪！不对头哇，是不是搞错人了？”
吴法宪又问孙峻青：“上海还有第二个孙峻青吗？”
孙峻青说：“我不知道，但是上海作家协会只有我叫这个名字。”
吴法宪立刻板起脸说：“中央首长要你到北京去一下。”
孙峻青说：“去北京？要通过上海组织，否则，我不去。”
3月2日，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厅主任找孙峻青谈话，通知：“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一下，马上动身。”
当天夜里，孙峻青被送上飞机。据说是因跟“文艺黑线人物关系密切”，在北京关押了五年多。
杀人灭口
吴法宪交待说：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个名叫秦桂珍，又名阿桂的人照顾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三十年代的情况和活动，为防止被扩散出去，要弄来北京。”
碰头会对江青的要求，没人提出异议，并且一致同意由吴法宪去办。吴法宪把协助他办事的空军干部张晓山介绍给江青。
临行前，江青再次对吴法宪、张晓山交代说：“找到秦桂珍，要秘密把她弄来。她家里有我和毛主席的照片，要全拿回来，你们可以对她说，江青想你，请你到北京见见江青。”
空军干部张晓山带人飞到上海。他们通过上海市革委会，在市区寻找了三四天，终于在一个街道居委会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孤苦的老太婆秦桂珍。她穿件洗得挺干净的退了色的蓝布褂子，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闪着一双和善的眼睛。
张晓山开门见山地问：“你认识江青吗？”
秦桂珍答：“认识，二三十年前，我当过佣人，照顾她生活。”
张晓山告她：“首长很想念你，请你到北京会一会她。”
秦桂珍一听，高兴得很，满脸笑容地说：“我天天想她呢！”
秦桂珍当即回家收拾衣物和一些照片，手里摇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走上夜晚十时起飞的专机。飞机上只有秦桂珍和两个接她的军人。她一到北京，马上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住进铺红地毯的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第二天，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相继来到招待所，专程看望秦桂珍表示慰问。
吴法宪向江青汇报了找秦桂珍的情况，请江青安排时间接见她。
江青一听，脸色马上变了。泼妇骂街似地嚷起来：“什么？要我见她！我找她来是怕她泄露我30年代的情况。现在，你要写个报告，要把秦桂珍监押在北京。我不再见她了。”
秦桂珍在招待所住了五天，第六天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
12年后，1980年11月21日，当笔者和秦桂珍见面的时候，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江青罪行的历史见证人，被特别法庭人员请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3）
她谈的被捕经过，同吴法宪的交待完全相同。当她谈到被捕后受到法西斯酷刑和非人的虐待时，手捧着保存的血衣，失声痛哭起来了。
秦桂珍是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人。母亲生下她那年，家乡闹水灾，母亲逃到上海当奶妈。她跟着妈妈，靠稀饭米汤喂大。后来，她寄居在婆婆家，直到十多岁还没穿过鞋袜。
13岁那年，婆婆送她到上海一位姓许的人家当佣人。不久，蓝苹和唐纳结婚，在许家二楼租了一间房子。阿桂见蓝苹常常没有吃饭钱，偷偷地给蓝苹送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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