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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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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是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1926年参加黄麻暴动的农民自卫军。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历任红四方面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后,任河南省军区和武汉部队司令员。    
    他同笔者谈话的时候,虽然已是73岁的老人了,但体魄强壮,精力旺盛,头脑清晰,问他身体为什么会这么好?他说:“这也是小时候练武功的成果啊!”    
    小时候,他在家放牛,给地主种田。因不堪忍受压迫,投奔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同许世友、钱钧一起习武练武,练就了一身武功,能像壁虎似的攀屋登梁。    
    事出有因    
    武汉两大派的对立,有其深刻的根源,是“革”与“保”基本矛盾的表现。    
    陈再道回忆说,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进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议,原本六天的会开了三天。这次会议,围绕军队“支左”大方向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陈再道在会上说:“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    
    在北京开会期间,武汉军区连续打来电话,说武汉形势紧张起来了。    
    二月初,武汉的造反派同南下的造反派联合占领了汉口的《长江日报》红旗大楼,还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这篇“2·8声明”,火药味极浓,什么“子弹上膛,刺刀上托”,“丢掉幻想,投入战斗”,“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等等。    
    2月9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支援”下接管的,在群众中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5)

    “2·8声明”之后,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点火,到处抓人,对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接连进行批斗、游街,实行所谓“杀出一条血路”,把武汉闹得人心惶惶。2月11日这天,他们竟然冲击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了。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武汉军民的极大不满。有些群众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2·8声明”表态。军区党委经过反复研究,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2·8声明”的错误观点,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8声明”。至于军队内有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在“2·8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个人,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陈再道对笔者说:“我和钟汉华政委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总理找我们谈话,指示我们回去要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要各行业的大联合;三是抓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满怀忧虑的周恩来总理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就没有饭吃了!’周总理的指示,对稳定形势非常重要。”    
    3月17日,武汉军区为了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制止武斗,稳定形势,抓了搞打砸抢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朱鸿霞、胡厚民等400多人。接着,又在3月21日,发表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样,很快稳定了社会秩序,制止了打砸抢抄的活动,保护了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广大军民的拥护。    
    在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上,陈再道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并且高声宣告:“鄂豫两省是共产党的天下,今后哪个乌龟王八再敢夺共产党的权,我就用枪杆子和他辩论!”    
    插进了黑手    
    陈再道回忆说:“林彪早在军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向心腹吴法宪交代,要把军内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在林彪看来,我就是要‘揪出来烧掉’的一个。”    
    4月16日,江青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直接把火种抛向武汉。    
    5月份以后,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多次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武汉空军在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在武汉军区后面跑。    
    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表白了他整武汉军区的一贯用心。整武汉军区是他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坏人的挑动支持下,武汉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得更厉害了,形势更混乱了,武斗也升级了。    
    陈再道回忆说:“那时,武汉的造反派,集中力量向我猛烈开火,街道里,马路上,到处贴着标语、漫画、大字报。”    
    陈再道说到这里,止不住地哈哈大笑:“说起来真是笑话。有一张大漫画,把我竟画成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陈再道,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武汉的两派人员,涌到了北京。他们在天安门前、王府井和中南海周围,到处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申诉各自受到的迫害。笔者也亲自听过他们的申诉,看过他们武斗时血淋淋的照片。他们把武汉问题的大标语写上北京的大街……    
    武汉的形势,引起党中央的关切。    
    毛主席到武汉    
    1967年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电报,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电报说: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武汉军区按照电报精神,在群众组织中进行工作,选出各组织的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汇报的人员名单,准备好到北京汇报,解决武汉问题了。    
    “就在这时,大约7月10日左右,周恩来总理给我打来电话。”陈再道回忆说,周总理告诉我:“你们不要派代表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就地解决问题。”    
    1967年7月14日早晨,周恩来乘飞机到达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同机到达的有海军政委李作鹏和海空军作战部长等人。    
    14日中午,公安部长谢富治、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带着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四个红卫兵,由四川重庆市到达武汉。他们原来是奉中央之命,到云南解决军队支左问题的,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由云南转到重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车到达武汉,随毛泽东同行的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等人。    
    周恩来没有安排谢富治、王力去车站迎毛泽东。晚上,当谢、王在夜幕中去看大字报的时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很快被群众认出来了。本来是绝密行动,一下走漏了消息。于是,武汉两大派都贴出大标语,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但是,两大派都不知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    
    1991年3月,笔者再次访问王力,谈起“7·20事件”时,动过手术的王力,在阳光明亮的书房里,以浓重的淮安乡音告诉笔者说:    
    “我们奉主席指示,解决西南问题。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赶到武汉,说是紧急任务。谢富治当即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    
    “在总理做出决定之后,我因主席交待赴西南的任务未完成,所以才打电话给关锋,询问如何改变计划?到武汉是什么紧急任务?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    
    “为什么毛主席点名要谢富治去武汉?除了他是公安部长,还因为在战争年代,他曾指挥过当时驻武汉的部队,熟悉那里的军队干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丑恶的旗手(6)

    谢富治同陈再道是老乡,是红军老战友,又都是上将。谢富治一见面就亲切地对陈再道说:    
    “我是受康生和江青之托,来转变武汉军区支左方向的,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陈再道一听就火了:“对不起,我没法帮你们的忙!”说罢,把门一摔走了。    
    谢富治追了出来,拉住陈再道说:“咱们可是朋友,我可是为你好啊!”    
    陈再道说:“我根本不相信你们!”    
    谢富治说:“那你相信谁?你连中央文革都不相信了吗?你知道陶勇的下场吧!”    
    陈再道知道,谢富治说这话,是在对他下警告。    
    美丽辽阔的东湖,银波荡漾,太阳一出来,照耀得满湖波光粼粼。湖堤岸边,绿树成荫,精巧雅致的别墅小楼,掩映在翠林间。中央领导一来,小楼窗口的灯光,星星点点,从深夜闪到天明。    
    14日晚上,在安排好毛泽东、周恩来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住在东湖宾馆二所的陈再道、钟汉华应召来到百花一号别墅,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指示他俩,要做好汇报武汉情况的准备,并且语重心长地说:“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回忆说:“我们对要做检讨,思想上不通,不知道支‘左’错误在哪里。”“总理看见我们情绪不好,脸色很沉重,又对我们进一步解释说,在离开北京前,毛主席曾对他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听总理这么说,心里虽然踏实一些,可是脑子里一直乱哄哄,武汉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翻过来,复过去,来回在脑子里翻腾,演电影,闹得一夜没合眼睛。”    
    15日和16日,毛泽东两次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和谢富治、王力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贵、川问题和武汉问题,议论解决武汉问题和办法。    
    毛泽东说,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谈到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时,毛泽东指示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在会上还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领导同志的工作。    
    由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认为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错了,所以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后,打击“百万雄师”,支持它的对立面“工人总部”。“百万雄师”对把他们打成“保守组织”很不满,因而引发“7·20事件”。    
    从7月15日开始,直到7月18日,周恩来每天下午亲自召集武汉军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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