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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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个时候，她听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1965年2月，江青南下上海，找到柯庆施，力求他的支持。她当面恭维柯庆施：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柯老，我们对文艺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参加了与江青的谈话。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生于一个职员家庭，小学毕业后，14岁时，随父亲来到济南市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16岁的张春桥参加了国民党的“华蒂社”，混迹于济南文坛，自命为“前进的作家”。
1935年，张春桥到了上海，1936年3月15日，他跟随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化名狄克，写了《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文章，攻击鲁迅“大题小作”，是“划小圈子”。4月6日，鲁迅写《三月的租界》，痛斥张春桥的攻击。
1938年，张春桥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转入敌后，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张春桥到了上海，后任《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江青和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真正结合，是从批判孟超写的昆曲《李慧娘》开始的。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这是一株毒草。然后，在上海通过柯庆施、张春桥的组织，于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之一。
江青对文艺问题的一些看法，实际是毛泽东意见的反映。
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批示一发，全国文联各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学习，纷纷进行检查。
1964年，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综合各协会的整风情况，起草了一个向中央的报告稿，尚未经中宣部负责人看过，江青即借口她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要去，并送给毛泽东。
6月27日，毛泽东阅后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得更加严厉了：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毛泽东的批示在意识形态领域，完全违背了他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导致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在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
秘密的袭击
在上海，姚文元享受着特殊的优待，“保密了七八个月”，九易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稿件。每次修改稿都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
毛泽东在1965年8月审定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来，尽管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再改了，于是就批准发表。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点燃了导火线（4）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是一次秘密的袭击。它的发表，像在突破口上升起一颗信号弹，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公然歪曲历史事实，把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说成是为了“恢复地主阶级的罪恶统治”，是“从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姚文元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说成是要“人民公社退田”；他硬把“平冤狱”，同1962年的所谓“单下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海瑞罢官》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吴晗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的彭德怀同志，根本没有交往。但姚文元却胡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给吴晗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
这篇无限上纲的文章，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1966年4月22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有名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里，曾得意地讲到姚文元文章出笼的经过。她说：
“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五位副部长（笔者注：周扬、许立群、林默涵、姚溱、吴冷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打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同时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对此，1965年12月10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海瑞罢官》问题座谈会上，也曾这样说：
“今年2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专家，我也没有碰过历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很不好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材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反复修改，8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了，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那时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1959—1961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时，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
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江青出面到上海组织批判文章，选择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最初的抗争
姚文元文章在《文汇报》发表以后，11月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七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11月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但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因为没有中宣部的通知，没有人打招呼，新华社也没有转发，许多省委不知道是毛泽东批准发表的，所以在18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认为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所以，吴冷西一开始就不同意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姚的文章。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副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彭真当即告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彭真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反驳：《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书》，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这几天，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奔忙于各机关之间，并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
吴冷西回话编辑部的请示说，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理由是：一、姚文元的文章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意思；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6月16日发表的吴晗《海瑞骂皇帝》和9月21日吴晗《论海瑞》，这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晗看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他找到市委书记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1962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
邓拓完全同意吴晗的看法，他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多次强调：应该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他对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编辑部的同志们说：
“《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邓拓铿锵有力的发言，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声。但在逆流滔滔的日子里，它却变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我偏要摸”
江青手里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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