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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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法宪没有想到总理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他，脸色吓得雪白，声音颤抖地说：“这是我有意隐瞒错误。”　　　　
　　　　周恩来接着追问李作鹏、邱会作。他俩都说：什么也不知道。　　　　
　　　　周恩来最后问到黄永胜：“你知道吴法宪和陈伯达的谈话吗？”　　　　
　　　　黄永胜假惺惺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几个人在庐山犯错误我有责任，办事组长没有当好。”　　　　
　　　　12日晚，周恩来、康生继续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批评。周恩来说：“毛主席批评你们有宗派主义。黄永胜是一个头，你们几个人，在军委办事组，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想你们之间的活动，会前有什么准备，必须向党中央、毛主席讲清楚。”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按次序轮流表态：没有什么不正当的活动，山上山下没有联系，会前会中没有联系。　　　　
　　　　叶群听说吴法宪正在写检讨，一连多次打电话安慰：“胖子，您不要着急呀！首长（指林彪）沉着得很，每天照样睡大觉，若无其事，你还着什么急呀！”接着又说：“毛主席在庐山对林彪说张春桥这人还要看两年。过两年就交班给林彪。你的靠山大得很，不用你操心！”　　　　
　　　　惊弓之鸟　　　　
　　　　1970年10月，国庆节刚过，林彪从毛家湾打电话到中南海，要求看望毛泽东。　　　　
　　　　从中南海回来，林彪特地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当面指点他说：“我去见了主席，看样子，你要当面去向主席检讨。一方面，你争取主动，把错误的来龙去脉，当面向主席讲清楚，帮助主席了解情况。另一方面，你又不要涉及别人，不涉及黄、李、邱、叶群。你还要搞好团结，尊重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林彪特别嘱咐吴法宪：“不要因你一个人犯错误而牵连别人。不注意，一个人垮台，会倒一大片哩！”　　　　
　　　　吴法宪写了“检讨”。10月14日，毛泽东在“检讨”上批示：“作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他所指的“个别同志”，就是林彪。　　　　
　　　　10月12日，叶群也写了“检讨”。　　　　
　　　　10月15日，毛泽东看后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接着又写了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叶群写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毛泽东驳斥了叶群所说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1月13日，毛泽东又严厉批评了黄永胜：你黄永胜是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什么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长！　　　　
　　　　“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指出，“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中央做出部署，首先在党中央和省市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所谓“批陈整风”，即结合批判陈伯达，教育全党干部，整顿思想作风，提高思想认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2）

　　　　为提高广大干部对“批陈整风”的认识，毛泽东在11月6日批阅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　　　　
　　　　根据这个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全国报刊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浪潮，对唯心论的思想进行批判。当时，批判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党内外都知道是指陈伯达。这个“小小老百姓”，实为“大大野心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毛泽东为从理论上武装干部，一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里写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公开批评林彪，最尖锐的一次，是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就是教员。”　　　　
　　　　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谈到个人崇拜，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挖墙脚、掺沙子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采取种种措施削弱和限制林彪集团的力量。后来，他把这些办法，概括为：“甩石头”（即写批示发下去），“掺沙子”（派干部到林彪控制的机构），“挖墙角”（即瓦解林彪控制的军事力量）。　　　　
　　　　1970年12月10日，北京军区38军党委写了《关于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央。报告指控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到处阴阳怪气地讲话，支一派，压一派，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12月16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根据这个批示，1970年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到会有北京军区机关和河北、山西、内蒙古军区负责人共340多人。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大家在会上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罪行。会议文件既有正确的揭发批判，也有违反事实的不实之词。　　　　
　　　　会议在对陈伯达的揭发里，也株连了一些同志。例如，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并被撤销了职务。后来，事实证明此事属于错案，并予以改正。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讲话。他宣布了党中央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这次改组北京军区领导班子，目的在进一步削弱林彪在军队的影响。　　　　
　　　　1971年1月26日，对陈伯达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了。联系陈伯达的历史，中央向全党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这个材料，有的是事实，有些不符合事实，有些是陈伯达自己在历史上交待过的问题。陈伯达的真正罪行，是后来在人民法庭判决书上列举的材料。　　　　
　　　　1971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对计划会议的指示里写道：“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1971年2月20日，军委办事组针对毛泽东的批评，就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批示如下：“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1971年3月30日，毛泽东又对刘子厚在3月19日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的检查上批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会议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　　　　
　　　　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里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陈伯达是怎样一个反动人物？　　　　
　　　　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省惠安县岭头村人。他曾祖父是清朝举人，祖父是清末举人，父亲是私塾先生。陈伯达自己说，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穷秀才之家”。陈伯达在三兄妹之中，是唯一的读书人，排行第二。陈伯达本名叫陈声训，伯达是1934年采用的笔名，一直沿用了下来。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三庐山风云续曲（3）

　　　　陈伯达1925年大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到莫斯科留学。1931年4月8日在天津被捕，同年9月转入北京草岚子监狱。1932年2月写了悔过书，向敌人办了手续。出狱后于1934年恢复党的关系。1935年，刘少奇同志任北方局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林枫为秘书长时，陈伯达为北方局宣传部长。在党内同李葆华、柯庆施等领导了北京“一二·九”运动。　　　　
　　　　1937年初，陈伯达一度被任命为相当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参与主持北平市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