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9-史无前例的年代-第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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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地指出，“三要三不要”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来的，政治局要注意，不搞掉派性不行。看不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值得警惕。
惯于胡搅蛮缠的江青，心里窝着一团火，可是不敢发作。她明知这次批评他们一伙，是根据毛泽东授意，如果当场顶撞，岂不惹起大火，炸了锅？她只得悄悄地低着头，默默地静听着。
6月3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四人帮”。会上，两方阵营分明，迎面对垒。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的一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坐在桌子的另一边。
叶剑英首先发言。他讲了三个问题。首先讲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幻梦的破灭（6）
在讲团结问题时，叶剑英说，要团结，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
讲到第三个问题时，叶剑英说，要严守纪律。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为什么不请示。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不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不请示。批经验主义，又是主席来纠正。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高度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这次会上，李先念、陈锡联等同志相继发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王洪文敷衍塞责地作了点自我批评。他说：“一年多来，总理生病，我主持工作，政治局发生的问题，主要由我负责，包括不抓大事，反走后门，我是赞成的。两次大会（指批孔大会），我参加了，事先没有报告主席。反经验主义，我没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主席批示。以后要好好学习……”
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主要错误是他。
江青迫于形势，在6月3日会上表态说：5月27日的会，我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强认识。上次会，我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要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邓小平提议结束会议。他说，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风向快要转了”
1975年5月27日、6月3日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对“四人帮”进行的初次交锋。尽管话没有全部讲完，但却大杀了“四人帮”的威风。在正义的剑锋前面，“四人帮”一伙被迫认错了，形势所逼，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
江青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的书面检讨里写道：“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关于“四人帮”问题，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到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发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
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王洪文也写了检讨。他在检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以后，写道：“虽然对于两个大会的召开我未提交政治局讨论，未报告主席，关于反走后门有些提法不妥，如混淆两类矛盾的提法，扩大了打击面等，也同个别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也是赞成反对走后门的），但我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这是我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
江青一伙虽受到批评，但很不甘心。邓小平与江青一伙之间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会后不久，6月份，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邓小平兴奋地对毛泽东说：
“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泽东说：“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就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
陈锡联，解放战争时期任二野三兵团司令员，“文革”时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四届人大前毛泽东自提议陈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体委工作。但体委主任庄则栋有事不找陈锡联，总是往王洪文、江青那里跑。所以，毛泽东再次同邓小平提起此事。
谈到政治局的动向，毛泽东形象地说：“风向快要转了，在政治局。”
邓小平说：“政治局的同志们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
毛泽东肯定地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小平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泽东说：“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在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泽东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毛泽东进一步鼓励邓小平：“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这方面我还有决心。”
毛泽东很高兴：“那好！”
邓小平庄重地说：“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
毛泽东笑了起来，并引用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对“四人帮”的批判，为后来开始全面整顿工作，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刀尖上的战斗（1）
邓小平把自己比作一把刀子。他对毛泽东说：“主席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时。
这时，毛泽东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这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仍然猖狂作恶，到处制造混乱；
这时，武斗之风重新泛滥，坏人兴风作浪，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一派整一派，生产下降……严重的社会危机，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
改变混乱的局面，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他不止一次说，要像在战争年代一样，杀开一条血路！
杀开一条血路！
邓小平肩负重托，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他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奋力进行着“刀尖”上的战斗。
1975年是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重任的一年；
1975年是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左倾方针仍占主导地位情况下，同猖狂作乱的江青“四人帮”一伙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一年；
1975年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旗帜鲜明地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1975年是十年动乱年代经历艰险斗争，全国形势出现转机的一年。
被毛泽东赞誉为“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的邓小平，如今，在“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废墟上，带领人民开始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历史进军！
1975年2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提议任命的总理、副总理的名单，新任命的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12位副总理出席了会议。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特地从医院出来主持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
周恩来一开始就真诚坦率地说：“我的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接着，周恩来庄严地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他说：“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周恩来亲切地环视全场，脸上洋溢着喜悦，嘴角上挂着微笑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他的讲话，激起一阵热烈掌声。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以上干部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著名讲话。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
邓小平这篇气势凌厉的讲话，打响了全面整顿的“第一炮”，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月10日，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号召全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抓住突破口
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参加会议的有不少人是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过的干部。当他们看到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会场时，有些人走上前来与他握手。这时，邓小平却突然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向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沸腾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他望着大家，声调缓慢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
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
许多武斗严重的地区，“大动脉”被切断，车站趴满一列列卧倒的列车，没有了汽笛高歌，没有了车轮的飞转。冷冷清清的车站，是凄凉的死的沉寂。这怎么能行？
邓小平说：“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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